赋诗：七个人，七首诗，一句判词

主人一句话，宴席就成了考场：「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说话的是晋国的赵孟，客人；主人是郑伯，地点在垂陇。「观七子之志」五个字，是这一篇的钥匙：请你们各念一首诗，我好看一看你们各自的意思。

一、垂陇：谁请谁，谁作陪

场面很简短：「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六个名字加「二子石」；旧注说「二子石」是印段与公孙段，合起来正好七人，与赵孟说的「七子」相合。本篇按「七人」写，名字的对应标为旧注，不自行补第八个名字。还有一点要先说：赋诗不是作诗。七个人都是点一首现成的诗让人唱或念（一般认为），选哪一首，就是他要说的话。同一页稍前一点，还记了另一场宴席，被记下的理由相同：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摆上肢解过的牲，合乎礼；孔子特意让人记下这套礼，认为它「多文辞」。两场宴席，史家都是为席上的言语与举动而记。

二、七轮：诗与评语

前四轮。子展赋《草虫》，赵孟答：「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好，是百姓之主；但我赵武当不起。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答：「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枕席间的话不出门槛，何况在野外的宴上？这不是使者该听的。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答：「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答：「武请受其卒章。」

后三轮。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答：「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答：「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直接用诗句回答：「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不结党、不骄慢，福气往哪儿走？真能守住这句话，想推掉福禄都推不掉。

七轮里有两次露了手法：子西赋的是「《黍苗》之四章」，不是整首；子产赋《隰桑》，赵孟只要「其卒章」。取一章、取末章，把几句诗从整篇里截下来，对着眼前的事说——这就是后来所谓「断章」，不过这个词是后起的，本篇标明。至于七首诗本身，本页只给篇名，不给句子；本篇因此一句诗也不引，那是另一部书的事。

三、一句判词

享礼结束，判词才出来：「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伯有将要被杀。诗是拿来说志的；他的志诬了他的君上，把国君的怨当成自己做客的荣耀，还能长久吗？运气好，也不过晚一点亡。叔向附和：「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所谓「不到五年」，说的就是他。其余六人，文子也各给一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

这段判词有三处要标清楚。第一，「诗以言志」四个字就写在这里，是原文给赵文子（即赵孟）的话，不是后人的概括。第二，判词是在享礼结束之后、说给叔向听的，属事后的评论；《左传》随后记下结果，所以它不是席上当场算出的命，本篇不写成当场预言。第三，伯有的结局不在这一段里，本篇只说「《左传》在此处已判他将被杀」，不补年份。连那句「幸而后亡」也是判词——「运气好，晚一点死」仍然是死。

四、孟子后来怎么说

两百年后，孟子把这套读法讲成一句原则：「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解诗的人，不因字面妨碍句子，不因句子妨碍志意；用自己的体会去迎那志意，才算得到。他举的例子是《云汉》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照字面信，周朝就一个不剩了；诗会夸张，读的人要越过字面。

但这里要分层：这是战国中期孟子的话，出现在他回答「舜是否臣其父」的论辩里，是论辩中带出的读诗法，不是对垂陇那场宴会的说明。说「赋诗取一章」与「读诗逆其志」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那是推论，本篇标明是推论——两页都没有说，当时在席上的人懂不懂这条原则。

五、两页之外

分线要说清：聘礼讲使者带什么、怎么见、怎么还礼，士相见礼讲初见的程序，乡饮酒礼讲饮酒的那一套；本篇只写一场宴席上说了什么诗、主人怎么答，不写「诗教」，也不写「外交辞令」这类通论。同一年的传里还有另一场以言语较量的酒席：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两页记下的，是席上的话。两页也不给：七首诗的原句与篇义（本页只有篇名，故不引《诗经》）、赋诗时的乐器与唱法、座次、食物酒器、诗与礼的对应表。这些都不补。

末了把两个人名交代完：「二子石」是旧注说的印段、公孙段，本文按旧注标出，不自行补名；「赵孟」与「赵文子」是同一人（一般认为），判词里的「文子」就是席上的主人，别读成两个人。这一篇留下的，是七个人各念一首诗、主人七句答话，和散席之后的一句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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