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金朝把盐价定在每斤三十文。记下这场定价的是《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盐」；同一页上，宰臣奏里还漏出官府自己的本钱——「每斤官本十文」。两个数隔几行并排，都不是市价。本文只据这一卷写：元代所修《金史》的盐法一篇，一个史源；页上没有的，下文照实说没有。
先看这套东西怎么卖。金制榷货十目，「鹽為稱首」；买盐要三样齐全才算数——「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钞与引各管什么，页上另有一句：「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钞对盐司的簿册，引核州县批缴之数；公据只说在三者之内，页上没有解释。山东、沧、宝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一套一钞，「引如袋之數」，也就是一袋一引；解盐「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五席为套；西京、北京、辽东的盐按石计，石数折套。价目按斤写，买卖按袋、按席、按石走。
一、三十八文、二十五文、二十文
争论开始时，价已经降过一轮。户部尚书郑俨说宝坻、山东、沧的盐价「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再减八文，正好落到三十。他给的理由是账：官定估价太高，穷人贪私盐便宜，官课就亏了（「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这一减，一年「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而府库里的金银折成钱有「萬萬貫有奇」，补得起百来年用度。
礼部尚书李晏主张二十五文：「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官价与私价拉平，私盐自然就少了。同知大兴府事王翛主张二十文。宰臣把成本摆上桌：「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最后降旨，取的是三十：「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已经发出、尚未支盐的钞引，按新价补足。三十是户部尚书要的数，比宰臣说的「得中」高五文。
二、十文本钱
「官本十文」只以一句话的形式出现在宰臣奏里：没有账册，没有运脚，没有损耗率，没有吏禄。所以这两个数只能并排摆着——官价三十，官本十——再往下算就是替这一页编它没写的东西。本卷里也找不到零售价：没有一个人在柜台前按斤买盐，而三百斤一袋的斤价，不是一家一户买一把盐的价。
减价省下多少，要到明昌五年（1194）十二月才由尚书省追述：山东、沧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大定二十九年减为三十，「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这是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的官方口径。紧接着一句把方向翻了回来：「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複加三文為三十三文。」
三、再加：四十二文与四十四文
承安三年（1198）十二月，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一斤加為四十二文」。别的盐区按自己的单位提价：解州每席五贯文「增為六貫四百文」；辽东、北京每石九百文「增為一貫五百文」；西京煎盐每石二贯「增為二貫八百文」，捞盐一贯五百文「增為二貫文」。同月报上来的课额，七盐司从「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增至「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
泰和四年（1204）六月，七盐使司课额改为「七年一定為制」，「每斤增為四十四文」——本卷记到的最后一个官价。收钱并没有跟着顺利：泰和六年（1206）三月，朝里说山东「虧五十余萬貫」，原因是「私煮盜販者成黨」，盐司捕不到，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去禁。
四、引、袋、席、石
计量单位不统一，本卷是一条条列出来的：山东、沧、宝坻三百斤一袋，二十五袋一大套，小套十袋、五袋或一袋；解盐二百五十斤一席，五席一套；西京大套五石、小套三石，北京大套四石、小套一石，辽东大套十石，「皆套一鈔，石一引」。行盐有界：山东、沧州的九个场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等州；解盐行河东、陕西及河南府、陕、郑、唐、邓诸州；西京、辽东各销本地。盐不能出界，这一点页上只以「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起头。
五、不合引目的人
大定二十五年（1185）十月，世宗从上京回来，直接点到这套制度的缝隙：「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小民一点一点零买，哪来的引目？就为这句，北京、辽东的盐使司罢了。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又说盐官出巡时，巡捕的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拿自己身上的官盐栽人私盐。于是另设巡捕使，直隶省部，不许入人家搜索，食盐一斗以下不予追究。
一卷之内，价被改了三次方向：大定二十九年减到三十，几年后回加三文，承安三年四十二，泰和四年四十四；同一卷里还并存另一条路——不卖引，按户摊课。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章宗说想照平、滦、太原「均辦」的先例「令民自煎」；到明昌元年（1190），河东北路的干办盐钱一年十万贯被报「太重」，「以故民多逃徙」；泰和五年（1205）山东、沧州两司改成计口承课，莱、密等州又被说成「人以為重，恐致流亡」。本卷不给零售价、不给运脚、不给总产量，也不说三十文到底买得到什么；它给的是官价、官本、课额，和定价的人自己吵架的记录。证据就是这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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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与延伸阅读
- 脱脱等《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盐」（元修；维基文库本，页面白文无注，未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复核） — The salt price per jin as the court fixed it: thirty cash after the reduction of 1189, thirty-three once three cash went back on, forty-two in 1198 and forty-four in 1204 — with the ministers' own figure for the state's cost, ten cash a jin. Same juan, first passage; this article rests on this one chapter.
- 同上，《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盐」课额、计量与巡捕诸条（同卷后段，同一史源） — Same chapter, later passages: the bag of three hundred jin and the warrant count per 套, the rise of the seven offices' quota from 6.22 to 10.77 million guan, the emperor's remark that a poor man buying a little salt could not have a warrant, and the salt officers' men who carried official salt to accuse people of private trade. Two entries, one source — stated openly rather than padded with a second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