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粟三十錢：李悝的帳，與計然的區間

先算一筆帳。一個五口之家，種一百畝田，每畝收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粟。交掉十分之一的稅十五石，剩一百三十五石。五個人吃飯，每人每月一石半，一年九十石，剩四十五石。一石賣三十錢，得錢一千三百五十；扣掉社閭嘗新與春秋祭祀的三百錢，剩一千零五十。穿衣按每人三百錢算，五個人一年一千五百——差四百五十錢。這還沒算疾病死喪與賦斂。

一夫挾五口

這段話出自《漢書·食貨志》，是戰國時李悝給魏文侯上的「盡地力之教」。它寫得像一份家計簿，其實不是：五口、百畝、畝收一石半、稅率十分之一、每人每月一石半、石價三十、每人衣錢三百——每一個數字都是整數，沒有縣名，沒有年份，也沒有哪一家真的被這樣記帳。它是替國家算的帳，算完得出一個結論：按這樣的收成和這樣的糧價，農夫終年勞苦仍然不夠。

帳裡最關鍵是那個「石三十」。它把剩下的四十五石粟折成錢，才有了後面衣錢、祭祀錢的加減；換個價錢，差額就變。李悝沒有說「當時的市價是三十」，他只把這三十當一個固定的數用下去。所以這三十是模型裡的基準價，不是行情——它要證明的是「穀賤傷農」這件事在算術上成立，而不是記錄某年某地某人賣了多少。

「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李悝的帳後面接著一套辦法。他說，糴買太貴傷民，太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所以「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太貴和太賤，傷害是一樣的。辦法是「平糴」：看年成分上孰、中孰、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大孰時國家買三份留一份，中孰買二份，下孰買一份，「使民適足，賈平則止」——讓百姓夠用，糧價平了就停手。遭小飢、中飢、大飢，再把先前收的糧按等第發出去。

「盡地力」那一半也在這裡：治田勤謹，每畝可多三升；不勤，少三升；方圓百里之內，勤與不勤的差別是「粟百八十萬石」。多打糧與穩定價，是同一套政策的兩頭——一頭讓農民多收，一頭不讓穀價塌下去。這兩頭都沒有離開模型：三升、百八十萬石都是推算，不是實測。

計然的八十與三十

另一部書裡有另一串數字。《史記·貨殖列傳》說，越王句踐困在會稽之上，用范蠡、計然；計然講了一整套物價的道理：「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六年豐收、六年旱、十二年一次大飢；又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賣糧，一石二十錢傷農，九十錢傷商；所以「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上限不超過八十，下限不低於三十，農與商都過得去。「平糶齊物，關市不乏」，他把這叫治國之道。

這裡要看清數字的性質：二十、九十是「病」的界線，八十、三十是「利」的邊界，都不是價目表。計然說的是國家該在什麼區間裡買賣，不是市場上每石賣多少。他還補了兩句更狠的：「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到頂就轉賤，賤到底就轉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貴的時候像扔糞土一樣賣，賤的時候像收珠玉一樣買。這是投機的規矩，也是平準的規矩。

兩筆帳不能拼成一張價目表

兩段話常被並排引用，好像合成了一條戰國糧價線。其實不是。《漢書》是東漢人的書，李悝是戰國初期魏文侯的臣子；《史記》是西漢人的書，計然是春秋末年越王句踐的謀臣。兩個時代、兩個國家、兩部相隔幾百年的書，各記一套說法，誰也不是另一條的統計。兩套辦法本身也不是一個系統：李悝的「平糴」給的是買入的份數，計然的「平糶」給的是價格的上下限。

兩處數字的來路也不同。李悝的「石三十」是帳本裡的折算率，用來把粟換成錢；計然的「三十」「八十」是政策區間的兩端，用來判斷該不該買、該不該賣。一個是會計假設，一個是干預邊界。兩部書都沒有給出一串按年按地的糧價，也沒有說誰按這個價錢成交過。把兩個「三十」當成同一個市場價，是把兩種數當成了同一種東西。

材料沒有的

沒有日期，沒有地點，沒有一筆實際交易。沒有麥價、豆價，也沒有災年的行情——只有「大飢」「中飢」這樣的等第。李悝的畝收一石半是假設，同一段裡他自己說勤謹可增三升，說明產量本來就是浮動的。計然的「六歲穰，六歲旱」是週期的說法，不是曆法記錄。這些數字也不能折成今天的購買力：石的大小、錢的購買力、賦斂之外還有多少負擔，兩頁都不交代。

一石粟該賣多少錢，兩頁給兩個答案，都不是「市價」。李悝說：三十錢一石的時候，一個五口之家仍然差四百五十錢，所以國家要管。計然說：別讓它高過八十，也別讓它低過三十，這樣農與商都還活得下去。一個是帳，一個是界。真正的成交價，兩頁都沒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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