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榷酤：一升酒四錢，和一個算出來的「千釀」

關於漢代的酒，這裡只有兩句話可用。一句是算出來的：「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大都市裡，一個賣酒的，一年釀一千次。另一句是頒下來的：「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撤掉榷酤的官署，讓百姓依法申報納稅，酒一升賣四錢。一句是商人的帳，一句是朝廷的令；兩句話之間，隔著能說與不能說的東西。

千釀

《史記·貨殖列傳》那段話是一張單子：「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賣酒的，一年千釀；做醋醬的，千瓨；賣漿的，千甔；屠牛羊豬的，千皮。單子拉完，結一句：「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這樣做下來，也比得上一戶千乘之家——「大率」是大概，不是精確數。所以「千釀」是司馬遷給富商算的規模，不是產量統計，更不是酒價。

它能給的是一個量級：在大都市裡，大酒商按一年上千次的釀造來估算。它不能給的是每次釀多少、用什麼料、賣什麼價、全國一年釀多少——單子裡沒有一項是價錢，也沒有一項是總量。「千」在這裡是模型裡的一個刻度，不是帳本上的一筆。這張單子也不是某一個商人的帳：它是給讀者用來衡量家產的一把尺，同一篇裡還拿果園、魚陂去比列侯的收入。

政令

《漢書·昭帝紀》把另一件事記得很乾淨。始元六年（前 81）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下詔讓官員去問各郡國舉薦的賢良文學：民間苦在哪裡；朝議的題目是罷掉鹽、鐵、酒的專賣。到了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撤掉榷酤的官署，讓百姓按律申報納稅，酒一升四錢。二月議，七月行，中間五個月。

「賣酒升四錢」這四個字，原文沒有說清是價還是稅：一種讀法是官定的售價，一升四錢；另一種讀法是每升納四錢的稅。兩種讀法都能通，這一頁定不下來，所以兩讀並列，不寫死成「漢代酒價一升四錢」。

《漢書》給昭帝一朝的總評，把這件事壓成一句：「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舉賢良文學、問民間疾苦、議鹽鐵、罷榷酤，四件事連成一句，是東漢人追記的口徑。這一句可以用來說明這件事在當時被看得多重，不能用它補細節。

這道令說明什麼

第一，它證明在始元六年之前，酒是由「榷酤官」管的——有官署，才有「罷官」這個動作。第二，罷的是官，不是稅：緊接著就是「令民得以律占租」，占租是申報、按律繳納，不是免稅。所以「罷榷酤」不等於此後無酒稅，只等於國家不再自己經營賣酒。這道令也比看上去薄：占租按什麼率、派什麼官、違了怎麼罰、施行幾年，一條都沒有。第三，酒的買賣沒有停：令裡明說「賣酒升四錢」，還給了價（或稅）的數目，說明政策的目標是換一種收法，不是禁酒。

這條線要和別的分開：鹽鐵專賣是另一本帳，本卷雖把「鹽鐵榷酤」放在一句裡議，但鹽鐵後來並沒有照酒這樣一併罷掉，本篇不寫鹽鐵；三國的禁酒令是禁，不是稅，也不在此列；周人《酒誥》那套是訓誡，更不是漢制。

兩筆帳

「千釀」和「升四錢」不能互相換算。前者是《史記》裡一個財富模型裡的刻度，寫於西漢，講的是商人能富到什麼程度；後者是《漢書》裡一道政令裡的數目，寫於東漢，講的是國家怎麼收。兩者相隔約一個世紀，體裁、目的、單位都不同。就算知道一釀多少，四錢也可能是稅而不是價；就算四錢是價，模型裡的「千」也只是假設的規模，不是量出來的產量。所以這篇不給酒價序列，不推全國產量，也不算酒稅總額。經濟面貌，這兩頁能給的只有這些：一行值得被算進模型的生意，和一次改過的收法。

合起來能說的是一個輪廓：大都市裡的酒業，大到值得被寫進「比千乘之家」的單子；國家一度設官經營賣酒；始元六年撤了官署，改為讓民占租，並給出「升四錢」這個數。至於這個數是價是稅，材料不說；至於撤官以後酒業擴了多少，材料也不說。

缺的那一端

這篇只有始元六年這一端。榷酤是從哪一年開始的？這兩頁都沒有。起始年記在《漢書·武帝紀》裡，但那一頁不在本篇所用的兩條來源之內，本篇沒有核，所以不給年份，也不寫「前 98 到前 81」這樣一個起止區間——把沒核的一端補上，就成了編。缺的還有：酒稅總額、全國酒產量、酒的價目序列、占租按什麼標準評定，這兩頁都沒有。所以這篇能寫的是兩句話，兩種筆法：一個模型說，大都市的酒商一年千釀，比得千乘之家；一道政令說，官署罷了，百姓可以占租，酒一升四錢。模型讓我們看見這行生意大到什麼程度，政令讓我們看見國家從經營者退成徵稅者。至於一杯酒值多少、四錢買不買得到一升——材料把這個問題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