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金朝把鹽價定在每斤三十文。記下這場定價的是《金史》卷四十九「食貨四·鹽」；同一頁上，宰臣奏裡還漏出官府自己的本錢——「每斤官本十文」。兩個數隔幾行並排，都不是市價。本文只據這一卷寫：元代所修《金史》的鹽法一篇，一個史源；頁上沒有的，下文照實說沒有。
先看這套東西怎麼賣。金制榷貨十目，「鹽為稱首」；買鹽要三樣齊全才算數——「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鈔與引各管什麼，頁上另有一句：「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鈔對鹽司的簿冊，引核州縣批繳之數；公據只說在三者之內，頁上沒有解釋。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一套一鈔，「引如袋之數」，也就是一袋一引；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五席為套；西京、北京、遼東的鹽按石計，石數折套。價目按斤寫，買賣按袋、按席、按石走。
一、三十八文、二十五文、二十文
爭論開始時，價已經降過一輪。戶部尚書鄭儼說寶坻、山東、滄的鹽價「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再減八文，正好落到三十。他給的理由是帳：官定估價太高，窮人貪私鹽便宜，官課就虧了（「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這一減，一年「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而府庫裡的金銀折成錢有「萬萬貫有奇」，補得起百來年用度。
禮部尚書李晏主張二十五文：「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官價與私價拉平，私鹽自然就少了。同知大興府事王翛主張二十文。宰臣把成本擺上桌：「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最後降旨，取的是三十：「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已經發出、尚未支鹽的鈔引，按新價補足。三十是戶部尚書要的數，比宰臣說的「得中」高五文。
二、十文本錢
「官本十文」只以一句話的形式出現在宰臣奏裡：沒有帳冊，沒有運腳，沒有損耗率，沒有吏祿。所以這兩個數只能並排擺著——官價三十，官本十——再往下算就是替這一頁編它沒寫的東西。本卷裡也找不到零售價：沒有一個人在櫃檯前按斤買鹽，而三百斤一袋的斤價，不是一家一戶買一把鹽的價。
減價省下多少，要到明昌五年（1194）十二月才由尚書省追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大定二十九年減為三十，「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這是一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的官方口徑。緊接著一句把方向翻了回來：「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複加三文為三十三文。」
三、再加：四十二文與四十四文
承安三年（1198）十二月，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一斤加為四十二文」。別的鹽區按自己的單位提價：解州每席五貫文「增為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每石九百文「增為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每石二貫「增為二貫八百文」，撈鹽一貫五百文「增為二貫文」。同月報上來的課額，七鹽司從「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增至「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
泰和四年（1204）六月，七鹽使司課額改為「七年一定為制」，「每斤增為四十四文」——本卷記到的最後一個官價。收錢並沒有跟著順利：泰和六年（1206）三月，朝裡說山東「虧五十餘萬貫」，原因是「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捕不到，統軍司、按察司也不去禁。
四、引、袋、席、石
計量單位不統一，本卷是一條條列出來的：山東、滄、寶坻三百斤一袋，二十五袋一大套，小套十袋、五袋或一袋；解鹽二百五十斤一席，五席一套；西京大套五石、小套三石，北京大套四石、小套一石，遼東大套十石，「皆套一鈔，石一引」。行鹽有界：山東、滄州的九個場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等州；解鹽行河東、陝西及河南府、陝、鄭、唐、鄧諸州；西京、遼東各銷本地。鹽不能出界，這一點頁上只以「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起頭。
五、不合引目的人
大定二十五年（1185）十月，世宗從上京回來，直接點到這套制度的縫隙：「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小民一點一點零買，哪來的引目？就為這句，北京、遼東的鹽使司罷了。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又說鹽官出巡時，巡捕的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拿自己身上的官鹽栽人私鹽。於是另設巡捕使，直隸省部，不許入人家搜索，食鹽一斗以下不予追究。
一卷之內，價被改了三次方向：大定二十九年減到三十，幾年後回加三文，承安三年四十二，泰和四年四十四；同一卷裡還並存另一條路——不賣引，按戶攤課。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章宗說想照平、灤、太原「均辦」的先例「令民自煎」；到明昌元年（1190），河東北路的幹辦鹽錢一年十萬貫被報「太重」，「以故民多逃徙」；泰和五年（1205）山東、滄州兩司改成計口承課，萊、密等州又被說成「人以為重，恐致流亡」。本卷不給零售價、不給運腳、不給總產量，也不說三十文到底買得到什麼；它給的是官價、官本、課額，和定價的人自己吵架的記錄。證據就是這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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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與延伸閱讀
- 脱脱等《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盐」（元修；维基文库本，页面白文无注，未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复核） — The salt price per jin as the court fixed it: thirty cash after the reduction of 1189, thirty-three once three cash went back on, forty-two in 1198 and forty-four in 1204 — with the ministers' own figure for the state's cost, ten cash a jin. Same juan, first passage; this article rests on this one chapter.
- 同上，《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盐」课额、计量与巡捕诸条（同卷后段，同一史源） — Same chapter, later passages: the bag of three hundred jin and the warrant count per 套, the rise of the seven offices' quota from 6.22 to 10.77 million guan, the emperor's remark that a poor man buying a little salt could not have a warrant, and the salt officers' men who carried official salt to accuse people of private trade. Two entries, one source — stated openly rather than padded with a second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