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標識：後周兩次加築汴京

顯德二年（955）四月，後周都城汴京的四面插下了一排標識。詔書要的不是馬上動工，而是先「立標識」：「宜令所司於京城四面，別築羅城，先立標識。」線畫在哪兒，城就長到哪兒；畫好之後，才「量差近甸人夫，漸次修築」。新城的頭一件事，是在舊城外面立一排記號。

先立標識

詔書把理由說得很平實：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人越來越多；可「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軍營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坊市裡「邸店有限」，外來的工商絡繹不絕，房租「增添不定」，貧乏人戶「供辦實難」；再加上「屋宇交連，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濕之苦，平日多煙火之憂。舊城的格局裝不下新來的人，這才是要另築羅城的緣由。

工期也定得細：等「冬末春初，農務閒時」，才「量差近甸人夫，漸次修築」；「春作才動，便令放散」；土功沒完，「即次年修築」。趁著農閒來，趕著春耕走——城牆是一段一段加上去的。

五萬五千，然後是十餘萬

這道詔之前，後周已經修過一次牆。廣順二年（952）正月，詔開封府「修補京師羅城」，「率畿內丁夫五萬五千，版築旬日而罷」——五萬五千人，十天完事。注意是「修補」：羅城本來就有，這回只是把它修回原樣。

顯德三年（956）正月才是築新牆：「發畿內及滑、曹、鄭之丁夫十餘萬，築新羅城」，並且讓曹州節度使韓通「都部署夫役」。《資治通鑑》記同一件事：「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兩書的人數都是「十餘萬」，只是徵發地面的寫法略有不同。從四月立標識到正月動工，隔了九個月。

一條街留多寬

顯德三年六月，牆還在築，詔書轉向街道。世宗說他才從淮上回來，「周覽康衢，更思通濟」，於是定下寬度：「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於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已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街寬五十步，兩邊人家各讓出五步，種樹、掘井、搭涼棚——國家定路寬，住戶在路邊得一條能過日子的地。

另一本書從另一頭記同一件事。《通鑑》顯德二年十一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房子把街擠得連大車都過不去，於是拉直、加寬，最寬到三十步。會要的「五十步」與通鑑的「三十步」出自兩書、兩個時點，這裡並排擺著，不取平均，也不硬說成同一條街。兩處寫的都是同一種情形：街被房子擠占，再按規劃退回來。

七里之外的墳、窯和草市

最硬的一條管的是地，不是牆。詔書說：「今後凡有營葬及興窯灶並草市，並須去標識七里外。」新墳、燒磚瓦的窯、鄉間的草市，一律退到標識七里之外；標識以內，先由官府「劈畫」，定下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通鑑》還記了一句「又遷墳墓於標外」——已經埋下的墳，也要遷出去。誰出錢遷、遷不起的人家怎麼辦，兩書都沒寫。

代價世宗自己說了：「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擾了活人，也擾了死人；罵名由他擔著，好處留給後人。這是承認這樁工程不討好，也承認得由皇帝自己來擔。《通鑑》把「遷墳墓於標外」和這番話記在一處：先遷墳，後說這番話。

官畫格子，民自蓋屋

標識以內，官府不替人蓋房子。詔書只把地先分好：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的位置定下來，「務了，即任百姓營造」。《通鑑》說得更直白：「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官家畫格子，各家自己蓋屋——城是按官家的線長的，房子是住戶自己起的。

材料沒給的，也要說清：沒有周長、沒有面積、沒有戶數；沒有拆屋占地的數目，沒有補償，沒有工錢，也沒有總工日。兩書只給「十餘萬」這樣的人數和「旬日」「次年」這樣的時間，不給修成之後城有多大。城最後什麼時候修完，它們也沒說——顯德二年四月的詔只允許「土功未畢，即次年修築」，此後便沒有下文。能說的只有次序：廣順二年修補十日，顯德二年立標識，顯德三年十餘萬人築新牆，還要定街寬、留種樹掘井的地方。城就是這樣一次一次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