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而不征：战国的关与市

一条路收窄成一道关：土墙、门楼、横在道上的木杆。《周礼》在这道关上安排了一个官。他看商人举起的节，核对货与文书对不对，对过路的货抽一份「征」，对占用的仓廪再抽一份；要是有人绕过关口，就没收货、罚人。同一条路上，另一部书说，真正的王者的关什么也不拿：查一查，如此而已。两部书写同一道门，对门下该发生什么事意见相反。

查，但不抽

《孟子·梁惠王下》里，齐宣王问王政，孟子举文王治岐作例子，其中一条是「关市讥而不征」——关与市只讥察，不征税。讥是查，查违禁的人与物；征是取，取一份利。两个字放在一句里，正是为了把它们分开：该查的查，不该取的别取。「关市」连称是修辞上的一对，不是把两个衙门并成一个。

同一部书的《公孙丑上》把这句话说成一套招人的办法：市上只征店肆、不征货物，关只讥察、不征税，于是「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他讲的是人流与货流：不抽，商旅就来。这仍是主张——说的是如果真做到会怎样，不是哪一国已经这样做。

到了《尽心下》，孟子换了语气，不再讲理想：「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古时的关是为防暴，今天的关是拿来做暴。这句话本身不是制度记载，却是最硬的旁证：如果他口中的「今之关」能「为暴」，那么当时的关确实在取。孟子反对的，是一项正在实行的做法——只是他一个数目也没给。

《周礼》的关

《周礼》的司关，职责写得很实：「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管货物的节，把关与市联起来；管出入的货，管禁令，也管「征廛」；绕关的货没官、罚人；要转发的货，凭节、传放行；遇到荒年疫年，关门的「征」免掉，「几」照旧。免的是征，留的是几：查与取始终是两件事。孟子要去掉「取」，《周礼》两个都留。

凭证是这套设计的骨头。掌节规定：「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各有期限，用完缴回；「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没有节，遇上查验就过不去。司门管的是另一道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于是同一条商路上有关、门、市几处卡口，各有各的官，各有各的凭证。关验符节，货用玺节，市门另有人管——这套分工本身，就说明关与市不是一回事。

市那一头抽什么

市是另一套班子。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是市场内部的管理；廛人则收市上的几种布——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送进泉府，泉府再用「市之征布」买下卖不掉的货。市有市的税名，关有关的「征廛」，名目不同，衙门也不同。孟子把「关市」连成一句，是在讲一种宽政；《周礼》把它们拆成两个职官，是在讲一套分工。这篇只写关，市的内部秩序是另一条线。

这套设计还给关添了一样东西。遗人的职文说：「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关与门储备的粮，是拿来养老人与孤儿的。同一部书讲荒政，又把「去几」列为救荒的一条；可司关在凶札之年是「无关门之征，犹几」，查验并不取消。一部书里取向不尽一致，这恰好说明《周礼》是编纂出来的制度设计，不是一部行用的法典：它容得下互相拉扯的条文。

通篇没有一个税率

沉默本身就是答案。孟子主张不征，所以没有税率可给；《周礼》给了官名、凭证、罚则、税名，却始终没给比例、数额、定额，也没有一张收据。谁也不能拿这两段材料折出「战国关税若干」。《周礼》作者与成书年代也有争议，它描述的是一套理想官制，不能当成某一国的税法；《孟子》是写给国君听的言辞，由弟子记录，文王是被理想化的榜样。两种文本，都不是税册。

那么这两条材料能确定什么？其一，当时的语汇把「讥／几」和「征」分得很清，两部书都守着这条线；其二，《周礼》的设计里，关与市都设征，配着凭证与罚则，还留了荒年免征的口子；其三，孟子主张取消关征，并把当时的关骂作「为暴」，这说明征收是实有的；其四，商人实际付了多少，两部书都不说。材料支持的是一场关于「关该不该取」的争论，不是一张「关取了多少」的清单。

两本书怎么读

《孟子》是战国人的言辞，说给国君听，理想在文王身上；《周礼》是无名氏的官制设计，成书年代聚讼，写的是应该有的衙门。两部书都比它们描述的那道关晚，也都不是关吏的账本。把这些话并排放着，能听见的是争论：王者之关只查不取，制度之关既查且取，荒年时取可以免、查不能免。至于举着玺节站在关前的商人，关吏向他要了什么——两部书都闭口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