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榷酤：一升酒四钱，和一个算出来的「千酿」

关于汉代的酒，这里只有两句话可用。一句是算出来的：「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大都市里，一个卖酒的，一年酿一千次。另一句是颁下来的：「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撤掉榷酤的官署，让百姓依法申报纳税，酒一升卖四钱。一句是商人的账，一句是朝廷的令；两句话之间，隔着能说与不能说的东西。

千酿

《史记·货殖列传》那段话是一张单子：「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卖酒的，一年千酿；做醋酱的，千瓨；卖浆的，千甔；屠牛羊猪的，千皮。单子拉完，结一句：「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这样做下来，也比得上一户千乘之家——「大率」是大概，不是精确数。所以「千酿」是司马迁给富商算的规模，不是产量统计，更不是酒价。

它能给的是一个量级：在大都市里，大酒商按一年上千次的酿造来估算。它不能给的是每次酿多少、用什么料、卖什么价、全国一年酿多少——单子里没有一项是价钱，也没有一项是总量。「千」在这里是模型里的一个刻度，不是账本上的一笔。这张单子也不是某一个商人的账：它是给读者用来衡量家产的一把尺，同一篇里还拿果园、鱼陂去比列侯的收入。

政令

《汉书·昭帝纪》把另一件事记得很干净。始元六年（前 81）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下诏让官员去问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文学：民间苦在哪里；朝议的题目是罢掉盐、铁、酒的专卖。到了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撤掉榷酤的官署，让百姓按律申报纳税，酒一升四钱。二月议，七月行，中间五个月。

「卖酒升四钱」这四个字，原文没有说清是价还是税：一种读法是官定的售价，一升四钱；另一种读法是每升纳四钱的税。两种读法都能通，这一页定不下来，所以两读并列，不写死成「汉代酒价一升四钱」。

《汉书》给昭帝一朝的总评，把这件事压成一句：「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举贤良文学、问民间疾苦、议盐铁、罢榷酤，四件事连成一句，是东汉人追记的口径。这一句可以用来说明这件事在当时被看得多重，不能用它补细节。

这道令说明什么

第一，它证明在始元六年之前，酒是由「榷酤官」管的——有官署，才有「罢官」这个动作。第二，罢的是官，不是税：紧接着就是「令民得以律占租」，占租是申报、按律缴纳，不是免税。所以「罢榷酤」不等于此后无酒税，只等于国家不再自己经营卖酒。这道令也比看上去薄：占租按什么率、派什么官、违了怎么罚、施行几年，一条都没有。第三，酒的买卖没有停：令里明说「卖酒升四钱」，还给了价（或税）的数目，说明政策的目标是换一种收法，不是禁酒。

这条线要和别的分开：盐铁专卖是另一本账，本卷虽把「盐铁榷酤」放在一句里议，但盐铁后来并没有照酒这样一并罢掉，本篇不写盐铁；三国的禁酒令是禁，不是税，也不在此列；周人《酒诰》那套是训诫，更不是汉制。

两笔账

「千酿」和「升四钱」不能互相换算。前者是《史记》里一个财富模型里的刻度，写于西汉，讲的是商人能富到什么程度；后者是《汉书》里一道政令里的数目，写于东汉，讲的是国家怎么收。两者相隔约一个世纪，体裁、目的、单位都不同。就算知道一酿多少，四钱也可能是税而不是价；就算四钱是价，模型里的「千」也只是假设的规模，不是量出来的产量。所以这篇不给酒价序列，不推全国产量，也不算酒税总额。经济面貌，这两页能给的只有这些：一行值得被算进模型的生意，和一次改过的收法。

合起来能说的是一个轮廓：大都市里的酒业，大到值得被写进「比千乘之家」的单子；国家一度设官经营卖酒；始元六年撤了官署，改为让民占租，并给出「升四钱」这个数。至于这个数是价是税，材料不说；至于撤官以后酒业扩了多少，材料也不说。

缺的那一端

这篇只有始元六年这一端。榷酤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这两页都没有。起始年记在《汉书·武帝纪》里，但那一页不在本篇所用的两条来源之内，本篇没有核，所以不给年份，也不写「前 98 到前 81」这样一个起止区间——把没核的一端补上，就成了编。缺的还有：酒税总额、全国酒产量、酒的价目序列、占租按什么标准评定，这两页都没有。所以这篇能写的是两句话，两种笔法：一个模型说，大都市的酒商一年千酿，比得千乘之家；一道政令说，官署罢了，百姓可以占租，酒一升四钱。模型让我们看见这行生意大到什么程度，政令让我们看见国家从经营者退成征税者。至于一杯酒值多少、四钱买不买得到一升——材料把这个问题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