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的「钱」：殷墟墓里的海贝和铜贝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在今河南安阳。白家坟西 B 区第 49 号墓是一座小墓，随葬海贝 385 枚。它不是王陵——发掘报道把这一类中小墓称作「平民墓」。贝就埋在这样的墓里，和死者一起。

从三百八十五到六千八百

贝在殷墟的平民墓里并不少见：西区发掘的 939 座中小墓中，340 座有贝随葬；1958—1961 年发掘的 302 座中小墓中，83 座有贝。这是两批墓、两个总数，报道没有相加，本文也不相加；340/939 与 83/302 也不合成一个百分比。报道甚至没说明 49 号墓那 385 枚是否全是货贝。能说的是：在平民的小墓里，贝是一件值得埋进去的东西。

同一个遗址里最大的数目出自另一座墓：妇好墓出土海贝 6800 多枚——这个数来自考古报道对发掘结果的转述，不是发掘报告原文。妇好是武丁的配偶，这座墓与 49 号墓不是一个等级。把 385 与 6800 并排，能看出小墓与王后墓的差距——但这个对比报道本身没做，属于推测，不是记录。报道也没说这些贝的成色、来源和摆放位置，这几项只能空着。同一个遗址、同一种东西，两座墓之间差着一个世界。殷墟在内陆，贝是海里的东西——它们怎么到这里，是另一个空着的格子。

朋，与商王的赏赐

贝要数，单位是「朋」。甲骨文和金文里用「朋」计贝；王国维认为十贝为一朋。这是转引的考证，不是定论——学界对一朋含几贝有不同算法，本文只记王国维的说法，不替它定案。要紧的是：朋是一个计数单位，贝可以按朋来数、来记。

贝最清楚的用途是赏赐。商末戍嗣子鼎的铭文记：某年九月丙午，商王在宗庙明堂大室，赏给戍嗣子贝二十朋；戍嗣子受宠，铸了这件鼎祭祀父亲。铭文记的是赏赐与铸器，没有记这些贝值多少。西周早期的遽伯睘簋铭「用贝十朋又四朋」，十四朋，用于制器——但它是西周器，只能作「贝可作支付」的旁证，不能算进商代。

把贝铸成金属

贝也被铸成了金属。国博对一枚无文铜仿贝的说明称：这种铜贝见于商代中、晚期墓，仿多种海贝的形制；背部的穿孔由小变大，早期穿孔较小、位于一端，叫「小孔式铜贝」，后来逐渐增大，演变为「磨背式」。页面上那枚藏品本身是春秋时之物，不是商代实物。说明还说，铜贝「不仅可以作为货币，还可以作为装饰品」。

说明没给地点、没给座数、没给枚数；本轮也没有可引的商代铜贝发掘报告，这页写的是器物，不是遗址。所以能写的只有「出现了」：商代中、晚期墓里出现了铜贝，说明贝的形状那时已被铸成金属；不能写「流行」「大量」，也不能替它补一个出土地。国博页面另有排名性质的说法，本文不用——排名不是数字。

西汉人回头看

把贝列进「币」的文字，出自更晚的人。《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到秦，「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同一段还说秦把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半两」为下币。同篇开头说，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这是西汉人追述上古，不是商代记录。《尚书·盘庚中》里，盘庚斥责在位者「具乃贝玉」，贝与玉并列为财宝；这是传世文本，不是商代原件。

这些材料能说明：贝是贵重物，可数、可赏、可随葬、可仿铸，承担了钱的一部分职能。至于它是不是法定货币、日常买卖是否用贝计价，学界有讨论，材料定不下来。本文把这个问号留着。

贝不能告诉我们的

材料始终没给的，是价钱。商代没有一条「某物值多少贝」的记录——粮、布、奴隶、马，都没有；没有工钱，没有贝与铜的兑换率，没有用贝买卖的账。一朋的购买力不是藏在材料里没被找到，而是没有文字写过。整座殷墟历年出土海贝的总数、海贝的来源地，本轮也没有可引的页，本文不补。

所以这篇只能停在数量上：一座小墓 385 枚；939 座里 340 座、302 座里 83 座有贝；王后墓 6800 多枚；商王一次赏二十朋；铜贝在商代中晚期墓里出现，却没有地点、座数、枚数。贝被数过、埋过、赏过、仿铸过。一朋能买什么，商代人没有写下来——我们也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