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至 2001 年,殷墟亚长墓(M54)出土了几件小陶罍。器内的积土板结成一整块,掰开来看,里面散布着许多小果核,鉴定为梅——埋藏时,罍里大概盛着果羹。墓主亚长是一位高级武将,这座墓是全商代少数能同时从人骨、青铜器和植物残留读到「一顿饭」的地方。梅核之外,这座墓给出的东西要硬得多:碗里九成是小米,肉按身份分配,酒器成套随葬。

一、龟甲上一个背着谷子的人

商代人把对收成的焦虑刻在龟甲上。一条卜辞里,贞人韦在丙子日先问「我受年」,再问反面的「我不其受年」——今年收得到谷物吗,收不到吗。甲骨文的「年」字上禾下人,像一个人背着谷物在走。可见商王问的不是数目,是今年有没有谷子。卜辞还常记商王到四方监督谷物收成,农业是这套王权的底子。但要说清楚:这是王卜国家收成,不是任何一家的餐桌日记。

二、九成小米

硬证据来自骨头。亚长墓里九具人骨做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墓主、殉人和二层台上的牲人都在内。结果是:所有人食物中的小米类都在九成以上;研究者指出,这与以往对殷墟居民的饮食分析结果一致。当时种的作物不止小米:禾、黍、麦、菽、稻都有,但在这份食谱里,粟(小米)是地面,其余是补充。就连全墓吃得最好的亚长,小米比例也只比旁人低大约一成,空出来的那一成由水稻和瓜果补上。稻米在殷墟总体比例低、在贵族食谱里更多,不能反过来推成平民常吃稻。

三、肉是一条阶梯

同一组同位素画出商代最锋利的一条社会界线。亚长的营养水平是全墓最高的:食谱里有猪、牛、羊这些常见家畜,可能还有野生动物和水生资源。同墓的殉人吃得少得多;而二层台内的牲人,食肉水平「骤降至仅略高于食草动物的程度」——他们的食物几乎全是植物,极少吃到肉。同一座墓、同一刻,吃什么就是什么身份:有青铜器的人吃得饱,围着青铜器躺下的人吃不饱。要提醒的是,亚长是厚葬高级武将,是个案,不代表商人普遍如此;肉吃的频率也没有记载。商代「六畜」里的马与鸡在饮食材料中没有直接比例数据,所以只写有直接证据的猪、牛、羊与野味、水产。

四、青铜器就是餐具

商代人把一套吃法铸进了青铜。食器由鼎、簋、鬲、甗组成,盛肉、盛谷物、蒸食各有分工;酒器由爵、觚、觥、尊、卣、壶、罍、斝组成,盛酒饮酒各有所司;水器盘、盉用于宴饮时盥洗。鼎炖肉、簋盛黍饭、甗蒸食、爵饮酒——一套器就是一套吃法。酒器尤其突出:亚长墓出一件殷墟罕见的牛形青铜尊,还配方尊、罍、方斝、方彝,「重酒」是商代青铜礼器的突出特征。原因不神秘:商人相信死者成为祖先,能保佑生者,人们向祖先和神灵敬献食物与美酒,所以酒器才做得这么多、这么讲究。酒是低度发酵酒,商代没有蒸馏技术。

五、梅核、骨汤与说不出的菜

那几颗梅核说明了果羹。研究者还写到当时的做法:用天然香料熬汤底,或把兽骨敲碎熬成骨汤,给小米粥提鲜。这是研究者的综合推断,不是甲骨原文;但它和器物的分工对得上——鼎炖肉、甗蒸食,煮与蒸是基本手法;至于烤,商代材料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标推测。而说到菜,材料就断了:甲骨、墓葬和浮选都给不出蔬菜名单,本文不写「商代有葵、有韭」这类由周代文献倒推的话。盐也没有直接记载。

所以能说的和不能说的,界线很清楚。能说的是:殷墟人碗里的九成是小米,这一点连没摸过青铜器的人都一样;肉按身份分,一头是亚长的猪牛羊与野味,一头是牲人「略高于食草动物」的食谱;酒和食器成套,蒸煮为主,果羹是真的。不能说的是:一天吃几餐、多久吃一次肉、吃什么菜——甲骨、墓葬、浮选采样都不记这些。数字是群体平均,个案是富贵将军。也正因如此,那口小陶罍才值得记住:它替一份只能按百分比描述的食谱,留下一颗具体的梅子。

参考来源与延伸阅读

  1.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我受年──甲骨文「年」的故事〉 — 甲骨《乙》867 填硃卜辞释文「丙子卜,韦贞,我受年」「我不其受年」;「年」字上禾下人,像人背负谷物
  2. 吴梦洋〈亚长的餐桌:一位商代将军的饮食人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7月28日A1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转载) — 亚长墓(M54,2000—2001年发掘)9例人骨稳定同位素:小米类占九成以上;贵族小米比例低约一成、以稻与瓜果补齐;肉食等级(亚长—殉人—牲人);青铜食器酒器组合;陶罍梅核与果羹;香料与骨汤提鲜
  3. 光明网〈【节气里的大美中国】3000年前的「五谷丰登」,你想象不到!〉(2024-09-21) — 仅用于「商代已种禾、黍、麦、菽、稻」一句;科普稿,不作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