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市：二百六十六步的方格与一纸市籍

先看一个方格。记长安古迹的《三辅黄图》，在「长安九市」一条里转引更早的《庙记》：「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九个市，每个二百六十六步见方；六个在大道西边，三个在东边；四里为一市；沿横桥大道，市楼都是两层。这几句是记法，不是今天的实测；九市的位置历代有争议，本文只写它怎么记。「步」按原文照写，本文不把它折成米。

九市怎么记

同一条还给了一处建筑：「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说「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市名不止九个编号，还有柳市、东市、西市这样的名字。另有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不二价，所以叫「直市」，这是秦人的旧事。至于各市卖什么，这条一个字没有。这三个市名是否就在九市之内，还是另一套称法，原文没有交代。

同书又引张衡《西京赋》：「郭开九市，通闤带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城郭开九市，市墙与市门相连，旗亭有五重之高，可以俯看百条街隧。赋是文学，写得比记载高；《三辅黄图》记的是「市楼皆重屋」（两层），赋说「旗亭五重」。两个说法并列，不替古人调和：记载归记载，赋归赋。

街、里与市

市在城的网格里。同书说「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是引《三辅旧事》的话；街名只举了三个：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是例子，不是全部清单。又说「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一百六十个里，房屋像梳齿一样排着，门巷笔直。市、街、里，是同一套方格里的三种格子。里是有墙的方块，街是方块之间的线，市是自带市门和官署的方块。

谁在管市

市不是自由集市。同一条：「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市楼上有办公的官署，负责察验商贾的货物、钱财和买卖；管这件事的，是三辅都尉。市场因此有署、有主管，而且主管是京畿的武职，不是商人的行会。 官署怎么编制、收多少市税、设哪些吏员，这一条都没有。市税、市租、商品种类，材料里一条也没有；至于长安有多少商人、市籍上登记了多少人，更没有数。这几处缺口，本文只标出来，不替它补。由京畿武职主管市场，是记载里的事实；这背后意味着多少巡禁与控制，是推断，原文没有走到那一步。

一纸市籍

第二份材料在《史记·平准书》里，是武帝时的一条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在市籍上登记过的商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都不许以自己的名义占田，为的是「便农」；敢违令的，田地和僮仆一并没收入官。这条令写得极省：市籍、家属、田、没入，四样点完就停，别的都不说。

这一句同时做两件事：给商人一个身份（「市籍」），再把一项权利从这个身份上拿走（不能名田）。理由写在令里——「以便农」，把商人放在农耕秩序之外。至于怎么登记、由谁管这本册子、册上有多少人，这条令都没有说；本文也不拿它跟后世的户籍做类比。

同一卷前面还并列着另一条：商人「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即使不在市籍上，也要自己申报货物，按资本二千钱出一算。它与市籍令相邻，但不是同一件事；哪条先行、怎么一起执行，材料没有记录。把它们说成一整套政策，是推测。算缗的「算」是计税单位，不是一个钱数；这一卷有自己的算法，本文不替它换算。

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

能写死的只有记载本身：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四里为一市、市楼重屋、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柳市东市西市之名、直市「物无二价」；八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市楼有令署、三辅都尉掌之；有市籍者及其家属不得名田，违令没入田僮。这些照原文写，不折米、不算面积。

不能写的是：九个市场各卖什么、九市在今天的哪条街、市税多少、有市籍者几人、长安商业「繁荣」与否。这些材料里都没有；把「二百六十六步」当实测、把市籍说成后世的户籍、把这篇和五铢、币制改革混在一起，也都不行——那是另外两条线。

于是这两份材料各管一头：一份在土地上画方格，规定买卖只能在划定的地方发生；一份在册子上写名字，规定谁可以带着这个身份、又因此失去什么。合起来看，是一个政权对同一件事下了两道手：空间要管，人也要管。至于管得怎样，两份文本都没有说——留下的只是方格和名册。人容易给方格填上摊位、给名册填上脸；材料不允许。结论很小，但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