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判詞怎麼寫：唐代書判的結構、駢文與情法之間

唐代的判詞，看形狀就能認出來。先是一句散文寫的案情：「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誰、什麼事、原判如何、服不服，一句說完。接著是一大段駢文。最後落到一句裁斷。這三段，就是本文要講的東西。

先把最要緊的一層說清楚：這不是判案記錄，是「擬判」範文。出處是張鷟的《龍筋鳳髓判》，每條先擬一個案子，再寫一段判詞去答它，按衙門分題——中書省、門下省、御史台、尚書都省、吏部、戶部、工部、禮部、祠部、兵部、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一部書看下來，像一本按部門編的判詞習題集。敦煌出土的《文明判集殘卷》是同類：十九道判文，大多以「奉判」開頭，屬判詞樣文，現藏巴黎。所以本文問的是「唐代的判詞怎麼寫」，不是「唐代的衙門怎麼斷案」：下面這些案子，沒有案卷，沒有雙方的供詞，也沒有執行記錄，連姓名都是擬設的。

一、一道判詞的三段

拿崔暹這一條走一遍。案情只有一句，原判是「笞三十，徵銅四斤」，崔暹不服。判詞卻不先講法：開頭先誇人——「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疏通，清音朗徹」；再鋪排——「芝泥發彩，宣鳳詔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鋪到「豈容」一轉，才開始說理：「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末句收束：「雖觸凝霜，理宜清雪。」案情、文章、裁斷，三段各司其職；判詞把原判的笞三十翻了過來，用的是「過誤」與「不失事意」兩個理由。

二、判詞是駢文

這種文字，寫的人是在寫文章，不是在寫筆錄。四六對偶、密集用典：寫中書省，說「鳳池清切，雞樹深嚴」——鳳池、雞樹都是中書省的典故；寫門下省，說「沉沉青瑣，肅肅黃樞」；誇人則「邵為內史，流雅譽於周年；荀作令君，振芳塵於魏闕」。對仗要穩，典故要貼，氣要足。所以這書按衙門分題、按題型排下來，讀起來像練習：先給一段案情，再叫你寫出一篇像樣的判詞。

三、「法」在判詞裡是概稱

判詞提到法，往往是概稱，不點條號。王秀漏洩機密一條，原判斷絞，判詞說：「非密既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嚴宣彈田順受贓二百貫，判詞說：「二百鏹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舍。」另有「法有正條，理須明典」「宜從明典，勿信浮辭」這類收句。判詞的「法」是一個手勢，具體條文在律裡，不在這張紙上。本文也就不拿《唐律疏議》的條號去替它補——那種補法，會把範文讀成判決書。

有一處能看出這層區別。敦煌那道郭泰案的普法文章，分析時引《唐律疏議》卷二十三《鬥訟律》「誣告反坐」，說阿宋本應負反坐之罪；但那是文章作者的解說，不是判詞裡的話。判詞自己只說「宋無反坐」。律是律，判詞是判詞，兩條線不能並成一條。

四、情法之間：郭泰李膺案

這道判文最能見寫法。「奉判：郭泰、李膺，同船共濟，但遭風浪，雖被覆舟。共得一橈，且浮且競。膺為力弱，泰乃力強，推膺取橈，遂蒙至岸。膺失橈勢，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訟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共推膺取橈是實。」——案情裡先把「無爭議的事實」釘住：推人取橈，是真的。判詞隨後把因果拆開：膺死於落水，覆舟是天災，溺死不是推人者的罪；「推膺苟在取橈，被溺不因推死」。於是「宋無反坐，泰亦無辜。並各下知，勿令喧擾」。

讓它成為判詞而不是三段論的，是中間那幾句：「阿宋夫妻義重，伉儷情深」「輒欲科辜，恐傷猛浪」。文本要讀者看見：判官在因果之外還稱量人情。唐代的官是不是都這樣稱量，這幾道範文證明不了；它們能證明的，是這種稱量被當作一種應當寫出來的東西。

五、這類文本不能證明什麼

邊界要說明白。這些是擬判，不是審案：王秀、崔暹、楊珍都是擬設人物，附在他們案子上面的「斷絞」「笞三十」「徵銅四斤」是題面裡的原判，不是真實的刑罰記錄。判詞是一面之詞，沒有雙方供詞、沒有證據清單、沒有堂上辯論，不能當庭審記錄讀。敦煌寫本與張鷟的應制之作，文體相近而來源不同，不能互相當證據。刑罰名照原樣寫，不折成今天的刑期。至於真正「實人實事」的唐代判集，那篇文章說確實存在，但本輪沒有核到可讀原頁，只能標「待補、勿引」。

留下來的不是唐代司法的現場，而是一種寫法：一句案情，一段駢文，一句概稱的「法」，最後「宜從明典」。公堂是看不見了，文章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