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街上走過來兩個人，你還沒聽見他們說話，已經知道他們做什麼。一個頂帽、披背，是香鋪裡裹香的；一個皂衫、角帶、不戴帽子，是質庫的掌事。孟元老引出這兩行用的字是「謂如」。例子只舉了兩個，他要說的是全部：「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一、頂帽披背，皂衫角帶
原文短得像標籤：「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頂帽是什麼形制、披背是披在背上還是背後有絆，原文都不解釋。宋代圖像裡這兩種穿法都能找到對應，但把某個具體的裁剪方案釘死在六個字上，那是復原，不是記載。
皂衫角帶這一身好讀一些。皂是黑，角帶是角質帶扣的腰帶——不是金，不是玉，不是犀。這套顏色配件在宋代服制裡屬於沒有官身的人：《宋史·輿服志》寫處士是「幞頭、皂衫、帶」，寫冠禮第二次加冠是「帽子、皂衫、革帶，系鞋」，寫庶人與商賈是「只許服皂、白衣，鐵、角帶」。一個替人管錢管物的掌事穿這一身，等於把「我是辦事的，不是官」寫在身上。這是據推測，但有制度依據。不戴帽子這一層也值得注意：帽子在宋代本身是身份的一部分，一個掌事的光著頭，反倒成了標記。
二、法條寫的是「不許穿什麼」
孟元老寫的是他看見的秩序，《宋史》寫的是朝廷想規定的秩序，兩者不是一回事。「士庶人車服之制」一節裡，太平興國七年李昉的奏議說：「舊制，庶人服白，今請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許服皂。」從前平民穿白，現在請求讓未入流的吏員、舉子和平民一律可以穿黑。端拱二年更硬：「詔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系官伶人，只許服皂、白衣，鐵、角帶，不得服紫。」一張名單點下來：公人、平民、商人、術士、不在編的藝人，只許黑與白，只許鐵帶角帶，不許穿紫。三年之後的至道元年，「復許庶人服紫」。禁了又開，開了又禁。
官服是另一套。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元豐以後去青不用，改成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這是一把梯子，爬上去顏色就換；庶人的服色是一道天花板，壓著你別上來。兩套東西常被並成一句「古代衣服分等級」，其實是兩種邏輯：一種是獎賞，一種是排斥。
三、紫衫：一件從軍營漏進客廳的衣服
最能測出這套制度鬆緊的，是紫衫。《宋史》說得乾脆：「紫衫。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本來是軍中的官服；南渡之後，士大夫穿它，圖的是騎馬辦事方便。紹興九年下詔讓公卿長吏戴冠帶，沒有執行；二十六年再申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不許穿著軍裝去管百姓；「自是紫衫遂廢」，士大夫改穿涼衫當便服。
同卷還記了另一種：帽衫，「帽以烏紗、衫以皂羅為之，角帶，系鞋」，是北宋士大夫交際的常服；南渡後「一變為紫衫，再變為涼衫」。三十年不到，便服換了三代。制度想把它固定下來，穿的人一直把它穿走。一件衣服的身份，很多時候不是朝廷給的，是穿的人一次次穿出來的。
四、各有本色，和它的保質期
臨安的吳自牧幾乎照抄了孟元老：「且如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兩本書寫同一件事，連舉例都一樣，不能算兩條獨立證據：《夢粱錄》大量承襲前書，這一段最明顯。
但吳自牧多寫了一段孟元老不可能有的：「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為群，鬥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淳祐是 1241 到 1252 年。寫這段話的人已經看見這套可讀的衣裝鬆了：年輕人戴奇怪的巾、穿奇怪的衣服，幾個人一夥，比誰好看。「厭見」兩個字，語氣像上了年紀的人在抱怨；抱怨裡有一條事實——到他那時候，從衣服認人已經不那麼準了。
而一套靠衣服維持的秩序，還得有人替它做保養。開封「諸色雜賣」條裡有一串這樣的行情：「其錮路、釘鉸、箍桶、修整動使、掌鞋、刷腰帶、修幞頭帽子、補角冠。」錮路是補器皿的裂縫，釘鉸是釘合，掌鞋是給鞋底加掌，刷腰帶是把腰帶刷淨，修幞頭帽子、補角冠是把帽子和冠修回原樣。帽子會舊，腰帶會髒，鞋底會磨穿；一個按衣裝認人的城市，必須有一群人專門把這些標記修補回來。他們不坐店，是走街的；同一條裡說送水的人「各有地分坊巷」，修帽子的據推測也在這個網格裡走動。
五、那一夜，全城換了一套衣服
元宵十四日，皇帝去五嶽觀，回宮路上街兩邊站的是另一套衣裝：親從官頂球頭大帽，簪花，紅錦團答戲獅子衫，金鍍天王腰帶；殿前班頂兩腳屈曲向後花裝幞頭，穿緋、青、紫三色捻金線結帶望仙花袍；「近侍餘官皆服紫緋綠公服」。同一座城，同一夜，身份的表達從行業換成了品級。
連花也分等。《宋史》「簪戴」條：幞頭簪花叫簪戴；南渡後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和扈從都簪花；羅花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才有，絹花賜將校以下。花是假的，等級是真的。這裡只能寫到從駕、賜花這一層——把它推成「宋代男人普遍簪花」，就過頭了。
於是同一條街上有三套衣服在同時使用：行業的本色、品級的顏色、節令的賜物。一個人一天裡可能換三次。孟元老說「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那是他的開封；一百多年後，另一個杭州人看著街上的年輕人，說的是「非復舊時淳樸」。同一套編碼，一個在回憶裡完好，一個在眼前失效。
參考來源與延伸閱讀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Meng Yuanlao, Dongjing Meng Hua Lu, juan 5, “Customs”) — The claim that every trade had its proper dress, with the incense-wrapper and the pawnshop manager as the two examples, and the line about reading a man's kind from the street.
-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Wu Zimu, Meng Liang Lu, juan 18, “Customs”) — The borrowed passage with the same two examples, plus the complaint that from the Chunyou years young men abandoned the old rules of dress.
-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士庶人车服之制》(Tuotuo et al., Song Shi, juan 153, “Carriages and Dress V: Dress Rules for Commoners”) — The statutory side: rank colours for public robes, the repeated bans on purple for commoners and traders, the purple robe's origin as a military uniform, and the grading of flowers worn in caps.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Meng Yuanlao, Dongjing Meng Hua Lu, juan 3, “Miscellaneous Street Trades”) — The itinerant trades that kept clothing wearable: soling shoes, brushing belts, repairing caps and patching horn crowns, each with a fixed ward terri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