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醫生和一個文人，各寫了一次疫病

先看一筆家帳。《傷寒論》的自序裡，張仲景說自家宗族本來人多，「向餘二百」——兩百多口；「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不到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死的佔三分之二，其中七成死於「傷寒」。他寫下這句話，是為了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寫一部書。兩百多人的家族、十年、三分之二，這三個數字比任何形容都重。這本書不是為了記錄疫病，是為了教人怎麼判斷、怎麼處置。

一筆家帳

接下來的話是動機：「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等，再加上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這部書就是後來的《傷寒論》一系；今天讀到的是宋本，經晉人王叔和編次、宋人林億等校正、明人趙開美校刻，不是漢人原樣。維基文庫所收的這一本，頁面自己標明未校對。

張仲景這個人，正史裡沒有傳。宋本校訂者的序文自己就說「張仲景《漢書》無傳」，只能去引一部《名醫錄》。所以本文不給他寫小傳：生卒、籍貫、官職，一概不補。能確知的只有他留下的這本書，和他自己寫下的那筆帳。

先判斷，再開方

序裡有一段罵人的話，罵得很具體：「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看病只憑嘴上的問答，見一面、片刻之間就開藥方。接著是診斷上的指責：「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寸、尺、人迎、趺陽幾處脈沒有對起來，脈搏數不到五十下，就下了結論。他罵的不是藥，是判斷得太快。序的最後一句是：「夫能視死別生，實為難矣」——能把死和生分開來看，實在很難；他要求的正是這個。

同一套關注也落在《金匱要略》開篇。上工治未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看見一處，先想到它會往哪裡走。又說「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是經絡受邪、傳入臟腑；二是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三是房室、金刃、蟲獸所傷。處置也在這套框架裡：「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飲食則「節其冷熱苦酸辛甘」。開篇還有一句總綱：「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這段還列了幾件要避的事：「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連犯法挨刑傷都算在病因裡。這是一個先分類、再處置的框架，不只是藥方。

一個文人的場面

另一個人的文字完全不同。曹植《說疫氣》開頭一句就定了日子：「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每家都有死人，每室都有哭聲；有的全家死盡，有的整族覆沒。他寫的是場面，不是帳目。

接著是觀察與解釋。他記下當時有人說疫病是鬼神所為；又說染上病的人「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穿粗布、吃豆葉、住荊條門、蓬草屋的人；「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高堂美食、貂裘厚褥的人家，這樣的很少。他自己的解釋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對「愚民懸符厭之」，他說「亦可笑也」。這些是他的判斷，不是統計數字：富貴人家罹病的少，是他在疫區看到或聽來的印象，不能推成「富人不得病」。

兩場疫病，不是一場

最要緊的一點：這兩處記載不是同一件事。張仲景說的是「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建安元年是西元 196 年，之後不到十年，大約落在西元 196 到 205 年之間；曹植說的是建安二十二年，西元 217 年。相隔十餘年。不能合併成一個事件，更不能寫成張仲景目睹了曹植寫的那一場。能合起來說的只有一句：東漢末年，疫病反覆發生。「建安紀年」四個字也有點含糊：可以指從建安元年起算，也可以只是說「建安年間」；無論哪一種，都落在 196 年之後不到十年，與 217 年隔開。

還有兩個詞要小心。其一，「傷寒」是古病名，泛指一類外感熱病，不等於現代的傷寒；本文不套現代病名，也不給現代醫學解釋。其二，兩組數字都不牢靠：張仲景的兩百餘口、三分有二、十居其七，是他自己的估計；曹植說富貴人家「若是者鮮焉」，那是文學觀察。都不當統計用。

兩段文字能說什麼

一個醫生按家族的死亡帳去編書：他要的是診斷的次序、病的分類、處置的辦法。一個文人按場面與階層去解釋：他要的是一句話把滿城哭聲寫下來，再給疫病一個說法。兩段文字合起來，能說明疫病是那個年代的日常；但都不能說明死了多少人、多久一次、哪一年最重——這些資料裡沒有。兩段文字也都沒有寫怎麼防止疫病擴散：一個給分類與處置，一個給解釋與譏諷。兩次疫病之間隔了十餘年，兩段文字之間，隔著一整套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