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寫的、母親說的、史官承認的：明代女性的三種說法

先看一句最扎人的話：「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說這話的人是母親，把它記下來的是兒子。同一個時代，一位皇后寫了一部二十篇的女教書，一位史官在正史序言裡承認：表彰女性是挑出來的。三份文本，三個位置——規範、訓誡、表彰。它們都在談女性，可是說話的位置並不一樣。

皇后的目錄

永樂二年冬天，明成祖的皇后徐氏（仁孝文皇后）寫成《內訓》二十篇，第二年正月作序。二十篇的篇名本身就是一張分類表：德性、修身、慎言、謹行、勤勵、警戒、節儉、積善、遷善、崇聖訓、景賢範、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儀、睦親、慈幼、逮下、待外戚。從一個人的心性，一路排到她與娘家外戚的關係，一格一格。序裡說：「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年而聽姆教。」她把「教」當成前提：女子也要受教，只是方式不同——十歲由女師來教。

寫書的動機也在序裡。她說歷代史書裡的賢婦貞女「雖稱德性之懿，亦未有不由於教而成者」；可是小學之書有朱熹編定，女教卻沒有一本完整的書，世人只取《後漢書》和曹大家（班昭）的《女戒》作訓，「恆病其略」——總嫌太簡。所以她自己來補。這層要說清楚：她是皇后，這部書是寫給宮廷與貴族女性的訓誡（序裡說「以教宮壼」），不是社會通行的女教課本；所謂「八歲入小學」、女子十歲受女師之教，都是追述古制，不是明代學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這部書的刊行年代做過考訂，說《明史》本傳記永樂三年頒行天下，而《明朝典匯》記五年十一月才頒給群臣，提要認為刊行始於五年末；這些是流傳史，並不會改變它是規範文本這一點。

母親的口吻

《溫氏母訓》是另一種文本：兒子溫璜把母親陸氏平日說的話記下來。溫璜是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徽州府推官，明亡後起兵，城破死節；這部母訓收在他的遺集後面，後來有人錄出單行。母親的話很具體：「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講到守寡，她不唱高調：「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蚤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也。」她的口訣是「寡婦勤，一字經」——一部經，只有一個「勤」字；守不守得住，看的是她起得早、做得勤，不是口號。講到親戚：「但願親戚人人豐足，寧我只貧自守。」講到過日子：「人生只消受得一個『巴』字。日巴晚，月巴圓，農夫巴一年，科舉巴三年。」這個「巴」是盼望、是熬著等，不是地名。

有意思的是，她對讀書的態度並不一貫。兒子說「古人治生為急；一讀書，生事嗇矣」，她答：「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各人各治所生，讀書便是生活。」對兒子，讀書就是他的行業；對女性，她卻劃了一條「粗識數百字」的線。這不是反對識字，而是按性別分工劃線——線裡是男主外、女治內。要守住兩條界線：這本是兒子記錄整理的母親之言，不是母親親筆；訓誡也不等於實況，「只許粗識數百字」是她的主張，不能拿來當明代的識字率。

史官承認的

第三份文本最坦白。《明史·列女傳》的序先說源流：「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為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採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劉向不收一種節操，范曄也不只貴節烈。接著一句轉折：「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近世的風氣，看輕尋常品行，崇尚奇行激烈。於是朝廷所褒、方志所錄、里巷所傳，都以「至奇至苦為難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俶儻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跌宕可喜之思」——寫的人愛極端故事，因為它好看。

這段話的分量在於：它是正史編者自己說的，說的是「我們知道這是挑的」。但它仍是清初修《明史》時寫下的序，不是明代人的自述，也不是統計；不能拿它推「明代女性如何生活」，也不能反過來把卷301–303的條目數當成數據（本文不數）。序講的是取捨原則，不是社會實況。

三個位置

把三份文本擺在一起，看得見的不是「明代女性觀」，而是三種篩選機制。皇后在宮廷裡寫規範，把行為切成二十格，動機是「女教無全書」；母親在士人家庭裡訓兒子與媳婦，講的是識字的分寸、守寡的看法、親戚的往來；史官在清初編正史，一邊承認表彰是選擇，一邊解釋為什麼後人愛看奇節。三份都出自宮廷或士人家庭，普通農婦、婢女、宮人的材料這裡沒有，所以不能拼成一個「明代女性」。

三句話

最後把三句話並排放在一起。皇后說：女子到十歲，就該有女師來教——她把「教」當成應該有的事。母親說：女人認幾百字就夠了——她把「教」按性別截斷。史官說：後世「忽庸行而尚奇激」——他承認寫下來的那些人是被挑出來的。三句話互不解釋，也不互相抵消；能讀出來的，只是它們各自站在什麼位置上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