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科舉的起點：一個人怎麼考進士

每年仲冬，州縣的衙門要辦一場鄉飲酒禮：長吏帶著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請鄉里耆老來觀禮——禮畢，把這一年的舉子送走。據《通典》，這些人「既餞，而與計偕」，隨同進京的貢物一起上路。他們去考什麼、怎麼考、考完之後還有哪幾關，是這一篇要寫的。

一、兩條來路：生徒與鄉貢

考生的來路有兩條。一條是學館。《新唐書·選舉志》列了名額：國子學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學一千三百人——其中八百人是「庶人之俊異者」，律學五十、書學三十、算學三十；州縣學從京都學生八十人，到上縣四十、中縣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學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旬給假一日，歲終考一年之業，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

另一條是鄉貢。《新唐書》說：「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先考，長吏行鄉飲酒禮送行。名額是名義上的：「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而「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了尚書省，先由戶部「集閱」，再交考功員外郎考試；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改由禮部侍郎主考。

二、省試考什麼：帖經、雜文、策

省試考什麼，因科而異。《新唐書》記：進士科「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明經科「先帖文，然後口試」，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秀才科試方略策五道。名目上分等，實際《通典》說：「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四等、二等獎的架子在，真用到的只有末等。

考法一直在加。貞觀八年（634）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調露二年（680）劉思立奏請二科並加帖經；永隆二年（681）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識文律者，然後試策」——進士從此要考文。帖經怎麼帖？《通典》記得極細：把所習經的兩端遮住，中間只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答出四、五、六字為通；後來舉人多了，法益難，「務欲落之」，甚至上抵注文、下留一兩字，叫「倒拔」。

三、進士與明經：兩種人，兩套數

進士為什麼難？《通典》給了兩個數：「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一千人裡取一二十個，明經寬十倍。更狠的一句說的是制舉：「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進士分甲乙兩等，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的名目，實際只落到最末一等。

《新唐書》說：「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文宗時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連三十人都是上限。秀才科廢得早：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永徽二年（651）正式停掉；此後士族所趨向的，只剩明經、進士兩科。

四、及第之後：謝恩、曲江，再過吏部

及第不等於做官。《新唐書》寫及第後的儀式：舉人「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序立西階下，主司答拜，然後敘齒、謝恩；還有期集、曲江會、題名席。這套後來被李德裕奏罷——「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同年他論公卿子弟難於科舉，可見這些儀式在當時是身份的一部分。

真正的關在吏部。《通典》記選授：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吏部分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六品以下計資量勞擬官，試判佳者「入等」、甚拙者「藍縷」，另有宏詞、拔萃；授官給「告身」，印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及第只是「出身」，授官要在這裡排隊。

五、制度是制度，錄取是錄取

這些數字要分層讀。《通典》是唐人杜佑編的制度彙編，《新唐書》是宋人修的史志——兩書都寫「規定怎麼考」，不是某一年的錄取名單。「千人得第百一二」是概括，「歲取三十人」是詔令上限，不能相乘推出某一年的錄取率，本文不做這個推算。糊名、謄錄一類辦法，本文不展開。行卷、溫卷這類風氣，這兩卷選舉志裡沒有可引的條文，本文不寫。

回到那場鄉飲酒禮：州縣衙門裡擺著俎豆，樂工奏《鹿鳴》，一位不在學館讀書的舉子揣著牒文站在階下，第二天隨貢物上路。到了長安，等他的是帖經、雜文、策，和吏部那一關的身、言、書、判。兩百年裡科目越分越細，進士越考越難，而及第的人始終是千人裡的一二十個。制度寫得很清楚，人數永遠只是一個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