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先定身分：唐代人靠什麼吃飯

在唐代的法典裡，一擔貨還沒有人挑，價錢就已經定好了。一百斤走一百里，一百文；山路險隘，一百二十文；一車裝一千斤，九百文。這幾個數字出自《唐六典》——開元二十六年（738）前後修成的行政法典，其中度支一節專門規定官府水陸運輸的腳價。這是官價，不是市價；但這個區別本身有意味：一個王朝把「體力值多少錢」寫進了條文。

一、先有戶籍，才有活路

在這張價目表生效之前，國家已經把人分了類。同卷把天下人分為四：習學文武的為士，肆力耕桑的為農，功作貿易的為工，屠沽興販的為商。緊接著一句：「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謀生不是先有收入、再定身分，而是反過來：身分先定，天花板也隨之定下。

戶口三年一造，按資產分九等，每年一造計帳，逐級上報戶部。開元二十二年（734）的帳面是八百零一萬八千七百一十戶、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口，數字後面還標了年份。丁男與十八歲以上的中男按制度給田一頃——這是「應受」，不是「實得」；同一卷還專門界定寬鄉與狹鄉，地夠分的叫寬鄉，不夠分的叫狹鄉。四民之分在日常生活中執行到什麼程度，法典回答不了。

二、一個丁男一年的帳

一個普通課戶，一年要交四樣東西。租：每丁粟二石。調：按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交布的加五分之一。役：一年二十日，閏年加兩日。官府不用他服役，就把工折成絹收走——每日三尺，交布的加五分之一。二十天下來是六十尺；唐代絹以四丈為一匹，一匹四十尺，正好一匹半。

加役也明碼標價：多服十五日，免調；多服三十日，租、調全免。全部正役加起來，不得超過五十日。紙面上，一個農戶可以用時間換實物，匯率由收租的衙門自己定。

紙面之下呢？條文寫的是法定額，加耗、折納、地方附加都不在這一頁上。實際交出去的，多半比二石粟、二丈絹更重——重多少，這份材料不說。

三、一擔貨的官價

腳價表是全篇最實在的部分。一馱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險路，一百二十文；一車一千斤，九百文。這筆帳值得算：同樣一千斤，分成十馱走要一千文，裝車走九百文——省下的一成，就是車存在的理由。同一節連一天的行程都定了：馬日行七十里，步行和驢五十里，車三十里，官府按這個排運期。

這一節也露出國家當買主的樣子：和市、和糴要「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所謂「公平價格」的說法，寫在定價衙門自己修的文書裡。官府並不把市場和官家看成兩回事，它把市場看成可以計量、分等、必要時徵用的東西。

價目表不說的，是腳夫自己能落下多少。這是官府運貨的官價；民間私雇是否同價、挑擔的人拿幾成，沒有帳可查。

四、帳上的季節

工匠另有一套算法。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從各州挑身強力壯、手藝工巧的，還特意寫明「不得隱巧補拙，避重就輕」。工匠的兒子優先補缺；「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手藝好、在內廷當差的，連納資代役都不許。

同樣一天，帳上記的工不一樣：夏三月與七月為長功，冬三月與正月為短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六月的一天和十二月的一天都是從早到晚，記帳時卻不算同等的工——大概是按日照長短折算，法典沒有解釋為什麼。缺的恰恰是工錢：開元二十四年（736），朝廷開內庫「和雇」人力修谷、洛二水的三陂，可見官府確實花錢雇人；但雇一個人一天多少錢，條文裡沒有寫。

五、正午才開的市

兩京的市場靠聲音開關。日午擊鼓三百聲，眾人入市；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眾人散場。市裡按精、次、粗分三等定價；每年八月，官私斗、秤、度尺都要送到市署校印；賣假貨的沒官，尺寸不足的退還原主；買賣奴婢、牛馬，必須報本司查驗、立券。

城的格局也照這個來：兩市占四坊之地，全城一百一十坊。正午開、日落散的市，是一個「半天制」的機構——但法典寫的是規定，不是實況。長安的市是不是每天正午才開、開市之前有沒有買賣，這份材料回答不了。三百年後開封的餅店五更就開爐；兩座都城之間的這點差別，恰恰是法典管不到的地方。

最後一條材料來自詩人。白居易《賣炭翁》寫一個老人，一車炭千餘斤，宮使牽走，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在牛頭上，就算炭錢。詩前小序說「苦官市也」；宮市是中唐德宗朝的事，這首詩是文學，不是價目。但它寫出了條文寫不出的那層：價目表管不管用，要看站在旁邊的那位官。法典能替一擔貨定價、替一個季節計工、替一戶人家分等，唯獨沒寫下挑擔的人自己帶回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