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判词怎么写：唐代书判的结构、骈文与情法之间

唐代的判词，看形状就能认出来。先是一句散文写的案情：「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误，御史弹付法，大理断笞三十，征铜四斤。暹款奏事虽误，不失事意，不伏。」——谁、什么事、原判如何、服不服，一句说完。接着是一大段骈文。最后落到一句裁断。这三段，就是本文要讲的东西。

先把最要紧的一层说清楚：这不是判案记录，是「拟判」范文。出处是张鷟的《龙筋凤髓判》，每条先拟一个案子，再写一段判词去答它，按衙门分题——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尚书都省、吏部、户部、工部、礼部、祠部、兵部、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一部书看下来，像一本按部门编的判词习题集。敦煌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是同类：十九道判文，大多以「奉判」开头，属判词样文，现藏巴黎。所以本文问的是「唐代的判词怎么写」，不是「唐代的衙门怎么断案」：下面这些案子，没有案卷，没有双方的供词，也没有执行记录，连姓名都是拟设的。

一、一道判词的三段

拿崔暹这一条走一遍。案情只有一句，原判是「笞三十，征铜四斤」，崔暹不服。判词却不先讲法：开头先夸人——「崔暹风神爽俊，词彩抑扬，雅调疏通，清音朗彻」；再铺排——「芝泥发彩，宣凤诏而腾文；兰检浮香，润龙缣而动色」。铺到「岂容」一转，才开始说理：「过误被弹，止当笞罪；不失事意，自合无辜。」末句收束：「虽触凝霜，理宜清雪。」案情、文章、裁断，三段各司其职；判词把原判的笞三十翻了过来，用的是「过误」与「不失事意」两个理由。

二、判词是骈文

这种文字，写的人是在写文章，不是在写笔录。四六对偶、密集用典：写中书省，说「凤池清切，鸡树深严」——凤池、鸡树都是中书省的典故；写门下省，说「沉沉青琐，肃肃黄枢」；夸人则「邵为内史，流雅誉于周年；荀作令君，振芳尘于魏阙」。对仗要稳，典故要贴，气要足。所以这书按衙门分题、按题型排下来，读起来像练习：先给一段案情，再叫你写出一篇像样的判词。

三、「法」在判词里是概称

判词提到法，往往是概称，不点条号。王秀漏泄机密一条，原判断绞，判词说：「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严宣弹田顺受赃二百贯，判词说：「二百镪坐，法有常科；三千狱条，刑兹罔舍。」另有「法有正条，理须明典」「宜从明典，勿信浮辞」这类收句。判词的「法」是一个手势，具体条文在律里，不在这张纸上。本文也就不拿《唐律疏议》的条号去替它补——那种补法，会把范文读成判决书。

有一处能看出这层区别。敦煌那道郭泰案的普法文章，分析时引《唐律疏议》卷二十三《斗讼律》「诬告反坐」，说阿宋本应负反坐之罪；但那是文章作者的解说，不是判词里的话。判词自己只说「宋无反坐」。律是律，判词是判词，两条线不能并成一条。

四、情法之间：郭泰李膺案

这道判文最能见写法。「奉判：郭泰、李膺，同船共济，但遭风浪，虽被覆舟。共得一桡，且浮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遂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共推膺取桡是实。」——案情里先把「无争议的事实」钉住：推人取桡，是真的。判词随后把因果拆开：膺死于落水，覆舟是天灾，溺死不是推人者的罪；「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于是「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

让它成为判词而不是三段论的，是中间那几句：「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辄欲科辜，恐伤猛浪」。文本要读者看见：判官在因果之外还称量人情。唐代的官是不是都这样称量，这几道范文证明不了；它们能证明的，是这种称量被当作一种应当写出来的东西。

五、这类文本不能证明什么

边界要说明白。这些是拟判，不是审案：王秀、崔暹、杨珍都是拟设人物，附在他们案子上的「断绞」「笞三十」「征铜四斤」是题面里的原判，不是真实的刑罚记录。判词是一面之词，没有双方供词、没有证据清单、没有堂上辩论，不能当庭审记录读。敦煌写本与张鷟的应制之作，文体相近而来源不同，不能互相当证据。刑罚名照原样写，不折成今天的刑期。至于真正「实人实事」的唐代判集，那篇文章说确实存在，但本轮没有核到可读原页，只能标「待补、勿引」。

留下来的不是唐代司法的现场，而是一种写法：一句案情，一段骈文，一句概称的「法」，最后「宜从明典」。公堂是看不见了，文章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