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科举的起点：一个人怎么考进士

每年仲冬，州县的衙门要办一场乡饮酒礼：长吏带着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请乡里耆老来观礼——礼毕，把这一年的举子送走。据《通典》，这些人「既饯，而与计偕」，随同进京的贡物一起上路。他们去考什么、怎么考、考完之后还有哪几关，是这一篇要写的。

一、两条来路：生徒与乡贡

考生的来路有两条。一条是学馆。《新唐书·选举志》列了名额：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其中八百人是「庶人之俊异者」，律学五十、书学三十、算学三十；州县学从京都学生八十人，到上县四十、中县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学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旬给假一日，岁终考一年之业，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

另一条是乡贡。《新唐书》说：「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先考，长吏行乡饮酒礼送行。名额是名义上的：「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而「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了尚书省，先由户部「集阅」，再交考功员外郎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改由礼部侍郎主考。

二、省试考什么：帖经、杂文、策

省试考什么，因科而异。《新唐书》记：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名目上分等，实际《通典》说：「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四等、二等奖的架子在，真用到的只有末等。

考法一直在加。贞观八年（634）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奏请二科并加帖经；永隆二年（681）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进士从此要考文。帖经怎么帖？《通典》记得很细：把所习经的两端遮住，中间只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答出四、五、六字为通；后来举人多了，法益难，「务欲落之」，甚至上抵注文、下留一两字，叫「倒拔」。

三、进士与明经：两种人，两套数

进士为什么难？《通典》给了两个数：「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一千人里取一二十个，明经宽十倍。更狠的一句说的是制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进士分甲乙两等，明经有甲乙丙丁四科的名目，实际只落到最末一等。

《新唐书》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文宗时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连三十人都是上限。秀才科废得早：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高宗永徽二年（651）正式停掉；此后士族所趋向的，只剩明经、进士两科。

四、及第之后：谢恩、曲江，再过吏部

及第不等于做官。《新唐书》写及第后的仪式：举人「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序立西阶下，主司答拜，然后叙齿、谢恩；还有期集、曲江会、题名席。这套后来被李德裕奏罢——「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同年他论公卿子弟难於科举，可见这些仪式在当时是身份的一部分。

真正的关在吏部。《通典》记选授：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吏部分三铨，尚书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六品以下计资量劳拟官，试判佳者「入等」、甚拙者「蓝缕」，另有宏词、拔萃；授官给「告身」，印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及第只是「出身」，授官要在这里排队。

五、制度是制度，录取是录取

这些数字要分层读。《通典》是唐人杜佑编的制度汇编，《新唐书》是宋人修的史志——两书都写「规定怎么考」，不是某一年的录取名单。「千人得第百一二」是概括，「岁取三十人」是诏令上限，不能相乘推出某一年的录取率，本文不做这个推算。糊名、誊录一类办法，本文不展开。行卷、温卷这类风气，这两卷选举志里没有可引的条文，本文不写。

回到那场乡饮酒礼：州县衙门里摆着俎豆，乐工奏《鹿鸣》，一位不在学馆读书的举子揣着牒文站在阶下，第二天随贡物上路。到了长安，等他的是帖经、杂文、策，和吏部那一关的身、言、书、判。两百年里科目越分越细，进士越考越难，而及第的人始终是千人里的一二十个。制度写得很清楚，人数永远只是一个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