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街上走过来两个人，你还没听见他们说话，已经知道他们做什么。一个顶帽、披背，是香铺里裹香的；一个皂衫、角带、不戴帽子，是质库的掌事。孟元老引出这两行用的字是「谓如」。例子只举了两个，他要说的是全部：「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一、顶帽披背，皂衫角带
原文短得像标签：「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顶帽是什么形制、披背是披在背上还是背后有绊，原文都不解释。宋代图像里这两种穿法都能找到对应，但把某个具体的裁剪方案钉死在这六个字上，那是复原，不是记载。
皂衫角带这一身好读一些。皂是黑，角带是角质带扣的腰带——不是金，不是玉，不是犀。这套颜色配件在宋代服制里属于没有官身的人：《宋史·舆服志》写处士是「幞头、皂衫、带」，写冠礼第二次加冠是「帽子、皂衫、革带，系鞋」，写庶人与商贾是「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一个替人管钱管物的掌事穿这一身，等于把「我是办事的，不是官」写在身上。这是据推测，但有制度依据。不戴帽子这一层也值得注意：帽子在宋代本身是身份的一部分，一个掌事的光着头，反倒成了标记。
二、法条写的是「不许穿什么」
孟元老写的是他看见的秩序，《宋史》写的是朝廷想规定的秩序，两者不是一回事。「士庶人车服之制」一节里，太平兴国七年李昉的奏议说：「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从前平民穿白，现在请求让未入流的吏员、举子和平民一律可以穿黑。端拱二年更硬：「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一张名单点下来：公人、平民、商人、术士、不在编的艺人，只许黑与白，只许铁带角带，不许穿紫。三年之后的至道元年，「复许庶人服紫」。禁了又开，开了又禁。
官服是另一套。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以后去青不用，改成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这是一把梯子，爬上去颜色就换；庶人的服色是一道天花板，压着你别上来。两套东西常被并成一句「古代衣服分等级」，其实是两种逻辑：一种是奖赏，一种是排斥。
三、紫衫：一件从军营漏进客厅的衣服
最能测出这套制度松紧的，是紫衫。《宋史》说得干脆：「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本来是军中的官服；南渡之后，士大夫穿它，图的是骑马办事方便。绍兴九年下诏让公卿长吏戴冠带，没有执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不许穿着军装去管百姓；「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改穿凉衫当便服。
同卷还记了另一种：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是北宋士大夫交际的常服；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三十年不到，便服换了三代。制度想把它固定下来，穿的人一直把它穿走。一件衣服的身份，很多时候不是朝廷给的，是穿的人一次次穿出来的。
四、各有本色，和它的保质期
临安的吴自牧几乎照抄了孟元老：「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两本书写同一件事，连举例都一样，不能算两条独立证据：《梦粱录》大量承袭前书，这一段最明显。
但吴自牧多写了一段孟元老不可能有的：「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淳祐是 1241 到 1252 年。写这段话的人已经看见这套可读的衣装松了：年轻人戴奇怪的巾、穿奇怪的衣服，几个人一伙，比谁好看。「厌见」两个字，语气像上了年纪的人在抱怨；抱怨里有一条事实——到他那时候，从衣服认人已经不那么准了。
而一套靠衣服维持的秩序，还得有人替它做保养。开封「诸色杂卖」条里有一串这样的行当：「其锢路、钉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锢路是补器皿的裂缝，钉铰是钉合，掌鞋是给鞋底加掌，刷腰带是把腰带刷净，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是把帽子和冠修回原样。帽子会旧，腰带会脏，鞋底会磨穿；一个按衣装认人的城市，必须有一群人专门把这些标记修补回来。他们不坐店，是走街的；同一条里说送水的人「各有地分坊巷」，修帽子的据推测也在这个网格里走动。
五、那一夜，全城换了一套衣服
元宵十四日，皇帝去五岳观，回宫路上街两边站的是另一套衣装：亲从官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金镀天王腰带；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穿绯、青、紫三色捻金线结带望仙花袍；「近侍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同一座城，同一夜，身份的表达从行业换成了品级。
连花也分等。《宋史》「簪戴」条：幞头簪花叫簪戴；南渡后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和扈从都簪花；罗花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才有，绢花赐将校以下。花是假的，等级是真的。这里只能写到从驾、赐花这一层——把它推成「宋代男人普遍簪花」，就过头了。
于是同一条街上有三套衣服在同时使用：行业的本色、品级的颜色、节令的赐物。一个人一天里可能换三次。孟元老说「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那是他的开封；一百多年后，另一个杭州人看着街上的年轻人，说的是「非复旧时淳朴」。同一套编码，一个在回忆里完好，一个在眼前失效。
参考来源与延伸阅读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Meng Yuanlao, Dongjing Meng Hua Lu, juan 5, “Customs”) — The claim that every trade had its proper dress, with the incense-wrapper and the pawnshop manager as the two examples, and the line about reading a man's kind from the street.
-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Wu Zimu, Meng Liang Lu, juan 18, “Customs”) — The borrowed passage with the same two examples, plus the complaint that from the Chunyou years young men abandoned the old rules of dress.
-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士庶人车服之制》(Tuotuo et al., Song Shi, juan 153, “Carriages and Dress V: Dress Rules for Commoners”) — The statutory side: rank colours for public robes, the repeated bans on purple for commoners and traders, the purple robe's origin as a military uniform, and the grading of flowers worn in caps.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Meng Yuanlao, Dongjing Meng Hua Lu, juan 3, “Miscellaneous Street Trades”) — The itinerant trades that kept clothing wearable: soling shoes, brushing belts, repairing caps and patching horn crowns, each with a fixed ward terri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