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一两换多少文：清代的官定与市价

顺治十年（1653）铸的一种铜钱，背面有「一厘」两个字。一厘是银的千分之一：这一文钱值银一厘，一千文正好一两。这不是市面上的行情，是官府定的价，而且直接铸在钱背上。这个价从顺治朝一直用到咸丰朝；同一段时间里市面实际换多少，是这件事的另一半。

一、官定：一千文准银一两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顺治二年（1645）定钱制，每文重一钱二分，凡七文准银一分；四年（1647）「更定钱直」：制钱原系七文准银一分，钱价既重，小民交易不便，「应改为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八年（1651）「每钱百文准银一钱」；十年（1653）铸一厘字钱，「每千文准银一两」。官定一千文＝一两，自此定下来，一直用到咸丰。系年要说明：《清史稿》把「更定十枚准一分」写在顺治二年之内，《皇朝文献通考》系于四年，两书不同，这里各标出处。七文准一分，一两合七百文；十文准一分，一两合一千文——四年这一改，把一两银子能换的钱从七百提到了千。

钱本身多重，也一直在改。顺治元年（1644）每文重一钱，二年一钱二分，八年一钱二分五厘，十四年（1657）一钱四分；乾隆十二年（1747）又复一钱二分旧制。《大清会典》把乾隆定制写作「重二铢八十有八黍，径八分」。铸钱的料也有定例，据《清史稿》，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这里的「钱、分」都是重量单位：是「每文重一钱」，不是「每文值一钱」。

二、市价：三个点

市面换多少，是另一回事。据《清史稿》，康熙季年（约 1722）「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乾隆十三年（1748），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朝廷发工部节慎库的钱平价；道光十七年（1837）记「每两易钱常至二千」。三个年份，三个数：一个在康熙末年，一个在乾隆十三年，一个在道光十七年；中间是空的，没有任何一年的数。康熙那条是区间，不是单个数。

这三个点要分栏看。官定的一千没动，市价从七百七到八百八十、到八百、再到两千；它们是不同年份、不同记载的三个点，中间是空的，不是一条连续曲线，也不是统计。至于为什么从八百走到两千，材料只给价格，不给原因——「银贵钱贱」这四个字只能当描述，不能当解释；白银外流之说，材料不载，不补。它也不是全国均价：这类价是官员记下的京师价。

三、钱从哪来：一局一年六十一卯

据《大清会典》，京师宝泉局「岁铸钱六十一卯」，每卯「万二千四百八十缗」，合七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缗；遇闰月加铸四卯，得四万九千九百二十缗。卯的算法两书打架：《清史稿》说「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大清会典》说每卯一万二千四百八十缗、岁铸六十一卯——引铸额只用会典，不把两书混算。直省开铸共十四省。

铜从云南来。会典记岁输京师云南铜五百七十万四千斤有奇，「分为六运」，自起运至京以十四个月为期；白铅三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斤，黑铅七十万五百七十一斤，锡二十一万余斤。这些是京局一年的额需，不是全国产量；各省铸额没有材料，全国铸钱总额也没有。钱不是想铸多少就铸多少，先看云南的铜按期运到没有。

四、钱重为什么反复改

《清史稿》自己把道理说了：「钱重则私销，轻则私铸」。钱太重，人熔了取铜；太轻，人私铸。乾隆十二年恢复一钱二分旧制，十三年京师钱价昂，就是这套摆动的反应。私铸的刑罚很重：为首及匠人拟斩（《清史稿》作斩决，《皇朝文献通考》作斩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拟绞监候，告捕者赏银五十两。会典把「钱禁」排了五等：盗毁最重，其次私铸，其次剪边取镕，其次用古废钱，其次私行小钱。这是律条，不是案例——没有案发时间、地点、人名。剪边不用炉子，只用剪刀。

咸丰三年（1853）另有一套价：「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这是票钞与大钱的官定，不是制钱一千文＝一两改价；该年市面换多少，材料无。五等里最重的一枚面文是当千。

五、两条线，两百年

把两条线并排：制钱官定的一千文＝一两，顺治四年立、顺治十年以一厘字钱刻在钱背上，沿用两百年；咸丰三年另定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那是票钞的价。市价则从康熙末的七百七十到八百八十，乾隆十三年京师八百，到道光十七年常至两千。官定写在钱的背面，市价写在账本上。

材料到不了的地方也写清：全国铸钱总额、各省铸额、连续的市价序列、地区差价、铜价与银价本身，都没有；只有京局一局的卯数，和三个年份的市价。本文不折成今天的购买力，不总结「通货膨胀规律」，也不拿明代或民国的比价反推清代。官定一条、市价一条，各走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