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玉片上的誓言：侯马盟书

1965 年 12 月 9 日近午，侯马一处建设工地上，参加发掘的中学生在一座竖坑里取土，碰到一片片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石片被这个拿一片、那个拿一片，散开了；工地上的考古人员赶到，动员学生交回，60 件石片重新聚到一起。后来知道，这些石片是侯马盟书誓辞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那个竖坑是一处祭祀坑。遗址在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约 2.5 公里处；勘探在东西 70 米、南北约 55 米的范围内，发现长方形竖坑 400 多个。

玉片上的字

发掘从 1965 年 11 月持续到 1966 年 5 月，共清理长方形竖坑 326 个；其中 42 个坑里，发现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 1500 余件。坑深浅不一，深的 5.7 米，浅的 0.2 米；坑口大小也不同，最大的长 1.6 米、宽 0.6 米，最小的长 0.4 米、宽 0.28 米。多数坑里埋一具牲体，牛、马、羊都有。发掘记录说，牲体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无一定律，部分似活体。

每块玉石片上各书一篇完整文字，最多 98 字，一般 92 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字迹用毛笔书写，绝大多数朱色，少数黑色，有的字小到 0.4 厘米。形体大小也记下来了：最大者长 32 厘米、宽 3.8 厘米、厚 0.9 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 18 厘米、宽不到 2 厘米、厚仅 0.2 厘米。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

一份誓，两个去处

盟誓有一套程序：主盟人召集参盟人，到盟誓地点；由盟誓管理者把内容写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两份；平整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杀牛、马、羊，主盟人执牛耳，歃血为盟，宣读誓词；然后把牺牲和一份盟书一起掩埋，给神看，供神监视；另一份藏进国家专门存放盟书的「盟府」，需要时查。盟府里的盟书一旦丢失，还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掘出来，这就是「寻盟」。

内容按报道的分类，主要有三类朱书：同姓同宗结盟的「宗盟类」；把自己抵押给某人、发誓永不背叛的「委质类」；发誓不夺取他人人口财产、也声讨宗族兄弟中这种行为的「内室类」。另有少量墨书，是诅咒罪犯受神罚的「诅咒类」和卜筮记录。可识别的参盟人员 251 人，打击对象人名 26 个，打击的敌人最多达到 9 氏 21 家。

左传里的那句套话

《左传》僖公九年记葵丘之盟，齐桓公盟诸侯，辞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一句套话，鲁国文本，僖公九年即前 651 年。它能说明春秋盟誓有固定的辞令格式，但不是侯马那批盟书的原文，两者只能作体例对照。

据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左传》所见盟誓共 196 次，晋国参与的 57 次。侯马盟书让这类套话落到具体的人名、条款与诅咒上：谁跟谁一伙、不许做什么、违盟者祸及子孙。但两边不是同一份文本，不能拿《左传》替盟书补字句，也不能拿盟书替《左传》改文。

谁的盟、哪一年

年代有争议。郭沫若看过朱书标本后认为，这批玉片上的文字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赵敬侯章时的盟书；张颔、王克林、陶正刚定其年代在晋定公死去的公元前 475 年以后；还有学者判断为前 424 年赵桓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张守中说，普遍认可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即张颔的考证；报道也点明「起止年代、内容分类以及所反映的晋国历史仍有争议」。

1995 年 10 月，侯马盟书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1976 年《侯马盟书》首版，2006 年、2016 年再版；一千余件盟书中，临摹发表 656 件。报道说，一部考古报告三版其书，这在山西考古史上绝无仅有。这些是整理与出版的账，不是出土的账——出土的账是 42 个坑、1500 余件。

能说的与不能说的

边界列清：用到的材料是新闻特写，不是发掘报告；年代、批次、主盟人有争议，不写死；玉片数量按报道「42 坑、1500 余件」，不往上加；《左传》盟辞只作体例对照，不当侯马盟书原文；郭沫若的断代写成「郭沫若认为」，不作定论；盟辞全文没有读到释文，不编。葵丘之盟没有参盟人数；人数是从侯马盟书开始的。

所以这篇能给的，是一个能摸到的场面：坑挖好，牲杀好，一份写好的誓言埋下去给神看，另一份收进盟府给人查；两千多年后，人们从土里把埋下的那份挖出来，读到的是一串名字、几条禁令和一句「违盟者如何」。而《左传》里那句「言归于好」，只是同一类文书的套话。实物与套话之间的距离，就是这篇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