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邑：先有陵，还是先有县

景帝五年春正月，一条记事只有四个字：「作陽陵邑。」同年夏天，又一条：「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中元四年秋天，记的是做工的人：「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此后帝崩，二月癸酉，葬阳陵。县先设，人先进，钱先给，皇帝是后来才葬进去的。这就是汉代陵邑最要紧的一层：它先是一个行政单位，然后才是一座陵。

先有陵，后有县

《景帝纪》给阳陵邑的动词只有一个「作」。城墙、大小、户数，这一页一句不说。二十万钱按户还是按人，也不说——原文没有「户」字，本篇不加。能确定的只有次序：五年春正月设邑，夏天募民，中元四年还在处理阳陵的刑徒，后元三年皇帝死了才葬进去。「募」是招募，不是押送；「赐钱」是给钱，不是免赋。这两个字照录，别的都不补。

《地理志》把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属县一路排下来，陵邑就在名单里。京兆尹十二县：长安、新丰、船司空、蓝田、华阴、郑、湖、下邽、南陵、奉明、霸陵、杜陵。左冯翊二十四县，靠后是云陵、万年、长陵、阳陵、云阳。右扶风二十一县，末段是安陵、茂陵、平陵、武功。名字带「陵」的，三郡共九个县。志只列县名，不注这是谁的陵、何时所设；这层对应本篇不补。奉明也在京兆尹的名单里，名字不带陵；它算不算这一类，本页不说。

搬进去的是谁

迁人的规矩，写在同一卷地理志的后面。先是长陵：「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前朝的旧族与开国的功臣，一起搬到高祖陵边。然后是制度化的：「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二千石官员、高赀富人、地方豪桀与兼并之家，一代代往诸陵迁。两类人合起来看，陵邑不是安置流民的地方，是把有势力的人从原地拔出来、放到天子脚下。

为什么这么干，志里有两句：奉山园，强幹弱支。奉山园是守陵供祭，明面上的事；强幹弱支是削细地方的枝干、加粗本根，是迁人的用意。原文是「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亦」与「非獨」，说明两件事同时存在，不能只讲守陵。阳陵用「募」，长陵用「徙」：一个出钱招人，一个下令迁人。两个动词不同，本篇不合并。

县里住成什么样

迁人的结果，志里紧接着写：「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五方之人杂居，风俗不纯。下面分三类人说：世家好礼文，富人做买卖求利，豪桀做游侠、通奸犯法。再往下是地理：「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靠着终南山、挨着夏阳，地势多险阻，人轻浮，容易做盗贼，常常是天下最难治的地方。这不是后人替它下的评语，是《地理志》在讲风俗时自己写的判断。

还有一段讲这股人带来的风气：「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各郡国的人往这里聚，吃闲饭的多，百姓弃本业逐末。再往下是消费：「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列侯贵人的车服越过本分，众人跟着学，怕比不上，嫁娶讲排场，丧事花钱过头。一个本该守陵的县，在志里呈现出来的是一座消费型的城：有官、有富人、有游侠、有大量不生产的人口。

三郡的户口数字，志里记在元始二年。京兆尹：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左冯翊：户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右扶风：户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万六千七十。这三组数只说明三郡合起来有多大：原文明写郡，不是县。志不给每县单列户口，拆不出「长陵邑有多少人」。数字照录，不加减乘除。另外，「元始二年」志里只标在京兆尹一句前，后面两郡接着写同一套格式；引用照原本。

县是县，陵是陵

《地理志》没有「陵邑」这个类名。它只是把县名排在郡下面：长陵、阳陵与长安、新丰、蓝田并列，都是县。「陵邑」是后人对这类县的叫法，不是班固的用词——书里唯一写作「陵邑」的是庐江郡县名「湖陵邑」，跟陵墓无关，别混。本篇写的是县：县名、隶属、迁徙、户口、风俗。陵的本体——封土、地宫、陵园形制——两页不给，这里不写。

后来呢

两页都没有「后来废陵邑」的记载。最晚的信息，志到元始二年的县名单与户口，景帝纪到后元三年葬阳陵。此后这些县是并是废、陵邑之制何时终止，两页不说，本篇不写。能收束全篇的仍是那几条编年：景帝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后元三年，帝崩，二月葬阳陵。一个县的成立与一个皇帝的安葬，编在同一部纪里，隔了好几年——先建县，后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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