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先定身份：唐代人靠什么吃饭

在唐代的法典里，一担货还没人挑，价钱已经定好了。一百斤走一百里，一百文；山路险隘，一百二十文；一车装一千斤，九百文。这几个数字出自《唐六典》——开元二十六年（738）前后修成的行政法典，其中度支一节专门规定官府水陆运输的脚价。这是官价，不是市价；但这个区别本身有意味：一个王朝把「体力值多少钱」写进了条文。

一、先有户籍，才有活路

在这张价目表生效之前，国家已经把人分了类。同卷把天下人分为四：习学文武的为士，肆力耕桑的为农，功作贸易的为工，屠沽兴贩的为商。紧接着一句：「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谋生不是先有收入、再定身份，而是反过来：身份先定，天花板也随之定下。

户口三年一造，按资产分九等，每年一造计帐，逐级上报户部。开元二十二年（734）的账面是八百零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户、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口，数字后面还标了年份。丁男与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按制度给田一顷——这是「应受」，不是「实得」；同一卷还专门界定宽乡与狭乡，地够分的叫宽乡，不够分的叫狭乡。四民之分在日常生活里执行到什么程度，法典回答不了。

二、一个丁男一年的账

一个普通课户，一年交四样东西。租：每丁粟二石。调：按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交布的加五分之一。役：一年二十日，闰年加两日。官府不用他服役，就把工折成绢收走——每日三尺，交布的加五分之一。二十天折下来是六十尺；唐代绢以四丈为一匹，一匹四十尺，正好一匹半。

加役也明码标价：多服十五日，免调；多服三十日，租、调全免。全部正役加起来，不得超过五十日。纸面上，一个农户可以用时间换实物，汇率由收租的衙门自己定。

纸面之下呢？条文写的是法定额，加耗、折纳、地方附加都不在这一页上。实际交出去的，多半比二石粟、二丈绢更重——重多少，这份材料不说。

三、一担货的官价

脚价表是全篇最实在的部分。一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险路，一百二十文；一车一千斤，九百文。这笔账值得算：同样一千斤，分成十驮走要一千文，装车走九百文——省下的一成，就是车存在的理由。同一节连一天的行程都定了：马日行七十里，步行和驴五十里，车三十里，官府按这个排运期。

这一节也露出国家做买主的样子：和市、和籴要「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所谓「公平价格」的说法，写在定价衙门自己修的文书里。官府并不把市场和官家看成两回事，它把市场看成可以计量、分等、必要时征用的东西。

价目表不说的，是脚夫自己能落下多少。这是官府运货的官价；民间私雇是否同价、挑担的人拿几成，没有账可查。

四、账上的季节

工匠另有一套算法。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从各州挑身强力壮、手艺工巧的，还特意写明「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工匠的儿子优先补缺；「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手艺好、在内廷当差的，连纳资代役都不许。

同样一天，账上记的工不一样：夏三月与七月为长功，冬三月与正月为短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六月的一天和十二月的一天都是从早到晚，记账时却不算同等的工——大概是按日照长短折算，法典没有解释为什么。缺的恰恰是工钱：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开内库「和雇」人力修谷、洛二水的三陂，可见官府确实花钱雇人；但雇一个人一天多少钱，条文里没有写。

五、正午才开的市

两京的市场靠声音开关。日午击鼓三百声，众人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众人散场。市里按精、次、粗分三等定价；每年八月，官私斗、秤、度尺都要送到市署校印；卖假货的没官，尺寸不足的退还原主；买卖奴婢、牛马，必须报本司查验、立券。

城的格局也照这个来：两市占四坊之地，全城一百一十坊。正午开、日落散的市，是一个「半天制」的机构——但法典写的是规定，不是实况。长安的市是不是每天正午才开、开市之前有没有买卖，这份材料回答不了。三百年后开封的饼店五更就开炉；两座都城之间的这点差别，恰恰是法典管不到的地方。

最后一条材料来自诗人。白居易《卖炭翁》写一个老人，一车炭千余斤，宫使牵走，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在牛头上，就算炭钱。诗前小序说「苦官市也」；宫市是中唐德宗朝的事，这首诗是文学，不是价目。但它写出了条文写不出的那层：价目表管不管用，要看站在旁边的那位官。法典能替一担货定价、替一个季节计工、替一户人家分等，唯独没写下挑担的人自己带回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