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河的帳：隋朝人怎麼挖通濟渠和永濟渠

大業元年（605）三月，河南、淮北諸郡的男女被徵發去挖一條渠：從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黃河，再從板渚引黃河水入淮。據《資治通鑑》，這條渠「廣四十步」，兩岸築御道、種柳樹；從長安到江都，一路上還置了四十餘所離宮。一道命令下去，一百多萬人就這樣上了工地。

一、一道命令，一百萬人

據《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三月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資治通鑑》記得細一些：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路線分四段，自西苑引谷、洛達于河，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同一年還記著「遣黃門侍郎王弘……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數萬艘」。《隋書》寫這條渠只用一句，《通鑑》寫成一整段：四段路線，加兩條支渠。《隋書》是唐初所修，不是隋人一手留下的紀錄。

這裡有一筆帳最容易算錯。《通鑑》講完這條渠，緊接著就寫東京的營建：「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役丁死者什四五」。那是修洛陽城——也就是營建東京——的死亡率，不是挖渠的。兩件事在書裡緊挨著，卻分屬兩處工地。這篇不把它挪到運河上，也不拿它去推運河的用工。

二、三年後的永濟渠：兩個數字

大業四年（608）正月，《隋書》說「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同一件事，《資治通鑑》寫的是「詔發河北諸軍五百餘萬眾穿永濟渠」，後面還添了一句「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一百餘萬與五百餘萬，差了五倍。兩書都照錄，不合併、不取平均，也不寫成「約三百萬」——為什麼差這麼多，這篇沒有核到解釋，就說不知道。

「始役婦人」這一句出自北宋人的《通鑑》，《隋書》的徵發記錄裡沒有這句，引用的時候要標明是宋人史書的話。永濟渠的路線兩書一致：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至於這條渠為什麼通向涿郡，史料只給路線，不給用途，這篇不替它補。

三、更早的一條，和最後的一條

運河不是煬帝一個人的事。據《隋書·食貨志》，開皇四年（584），文帝「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詔書裡說得很實在：「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溯不停。」這條渠在關內，目的是讓渭水一線的糧運順暢。

大業六年（610），最後一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沿路置驛宮、草頓。四條渠各有年代：584、605、608、610——不是一次挖成的。江南河是四條裡唯一兩書都給了里數與寬度的；廣通渠有「三百餘里」；通濟渠、永濟渠，兩書都沒給總長度。《通鑑》還補一句：這條渠是為「東巡會稽」開的。

四、能算的帳，算不了的帳

能算的：年份四條、人數三處（通濟渠百餘萬、邗溝十餘萬、永濟渠百餘萬或五百餘萬）、江南河八百餘里與廣十餘丈、通濟渠寬四十步（按通行的折算約六十公尺，只是約數）、御道植柳、離宮四十餘所。這些數字各有出處，可以並排寫。

算不了的：土方量、工期、每工口糧、工錢、徵發郡縣的名單、運河的年漕額，兩書一條都沒有；通濟渠與永濟渠各自的總長度也沒有。這篇不把里數折成公里，不估工期，也不拿今人的工程量測算來補。帳只能算到「多少人、哪一年、多寬、多長」這一層。《隋書》連通濟渠的長寬都沒寫，《通鑑》只給了寬度。

五、帳本之外

幾條界線：不寫「修運河導致亡國」，史料裡沒有這條因果鏈；不把東京營建的「役丁死者什四五」挪到運河；永濟渠的兩個數字並錄，不調和；不寫「世界最早／最長運河」，也不與別國的運河比較；《隋書》是唐初所修，不是隋人一手，四庫本無標點，引文按文義加點、未與點校本複核。

回到那條渠：四十步寬的水面，兩岸一條御道、兩行新柳，一路四十餘所離宮。584 年關內一條三百餘里的廣通渠，605 年河南淮北一百多萬人挖通濟渠，608 年河北又是一百多萬（或五百多萬），610 年江南河八百餘里。帳面上是年份、人數、里數、寬度；帳外的土方與口糧，史料沒有——這篇能給的，就是這本算到一半的帳。四個年份、三處人數、兩處里數、一處寬度，帳就這麼多，土方與口糧一個字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