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到洛陽：官道上的一天怎麼走

唐代的官道上，每隔三十里有一座驛。據《唐六典》卷五，天下共「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官道之外的支路，三十里一置的就不叫驛，據《通典》，「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裡有驛長，有馬，有水驛的船；趕路的人到門口，要先拿出一張券。

一、三十里一驛：兩個總數

《唐六典》駕部郎中的條文寫得很整齊：「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下面註明分類：水驛二百六十所，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陸相兼八十六所。條文還留了餘地：「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山河擋路的地方，三十里這條線可以變。三十里這個數不止用於驛：烽候也是「大率相去三十里」，為的是能互相望見。

但賬目對不齊。一是分類相加：二百六十加一千二百九十七加八十六，等於一千六百四十三，比總數一千六百三十九多出四所。二是兩書總數不同：《通典》說「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比《唐六典》少了五十二所。兩書相差五十餘年，數目有增減是可能的，但兩書都沒給解釋。本文把兩個總數並排，不替它們調和。分類與總數差這四所，可能是傳抄之誤，本文不改字。

二、每驛多少馬

馬數按等級配。《唐六典》：「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閒要以定其馬數：都亭七十五疋，諸道之第一等減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為差，第四減十二，第五減六，第六減四，其馬官給。」都亭是京師所在的驛，七十五匹為最高；往下每一等減十五，減到第四等改為減十二，第五等減六，第六等減四。按這個文義推，六等大約是七十五、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這是據原文推的，原文只給基準與減數，不給每等實數。

條文還管到細處：山阪險峻和江南、嶺南暑濕不宜大馬的地方，「兼置蜀馬」；水驛按閒忙置船，「事繁者每驛四隻，閒者三隻，更閒者二隻」；「凡馬三名給丁一人，船一給丁三人」；各驛「皆給錢以資之，什物並皆為市」——驛的日常開銷折成錢，雜物自己買。京師另有「承直馬」八十匹，每日備著，供雜使。同一條還記著諸司備運的車：司農等一千二十一乘，將作監三百四十五乘，殿中省尚乘局一百乘，少府監六十三乘，往下到一兩乘的衙門，牛數加倍。

三、誰有資格住驛

驛不是旅店，住驛要憑券。《唐六典》：「凡乘驛者，在京於門下給券，在外於留守及諸軍、州給券。若乘驛經留守及五軍都督府過者，長官押署；若不應給者，隨即停之。」券由門下省或地方的留守、軍、州發出，路過留守與都督府還要長官押署；不合規定的人，驛可以當場攔住。這條是整篇裡最硬的一句：驛的使用權，寫在券上，不寫在錢上。

驛由誰管，《通典》記了一個變化：「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先是讓州縣裡的富強之家出人當驛將，接待過往使者；至德（756—758）以後，百姓窮得撐不住，改由官司直接掌管。「以待行李」四個字也把驛的用途說清了：接待的是「行李」，即奉使出行的人。

四、兩京之間，材料到哪為止

兩京之間具體有多少驛、一天走幾驛、文書幾天送到——這兩部書都沒有。《唐六典》只給「三十里一驛」的總原則與天下總數，《通典》也只給總數與驛將制度，沒有兩京之間的驛數、里程或行程規定。本文不拿《元和郡縣圖志》去反推驛址——那是地理書，不是驛傳簿；也不編「一天走幾驛」的具體日程。《通典》這一條記在州郡、鄉官之末，驛在書裡被歸到地方官制下面。

普通行人怎麼走，這兩書也沒有：驛接待的是憑券的使者，私人的客舍、旅店、腳店，在這兩段條文裡一條都沒有。所以本文寫到「驛是官用」為止，不寫唐代旅店的價錢、鋪位與體驗——材料沒有，就不補。「以待行李」是這兩書裡唯一一句說清使用者的話，指的是奉使的人。

五、規定與實際

還要分清條文與實際。《唐六典》是開元的制度條文，寫的是「應該怎樣」；《通典》是制度彙編，多記了一層「後來怎樣變」（驛將從富戶改為官司）。條文說「馬三名給丁一人」，不等於每一驛實際都滿額；條文說「不應給者隨即停之」，不等於每個驛長都敢攔。實際運轉的記錄，這兩書給得很少。按「馬三名給丁一人」推，七十五匹馬的都亭就要二十五名馬夫——條文自己給出了可核的用工數。

回到那條官道：三十里一座驛，驛裡一個驛長、幾十匹馬、有船有水夫，來者先遞券。條文整齊得像尺子畫的，賬目卻參差：分類相加是一千六百四十三，總數寫一千六百三十九，另一部書又寫一千五百八十七。規定可以一句寫完，驛站的實數永遠差著幾所——這篇能給的，就是這把量得準、又對不齊的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