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玉片上的誓言：侯馬盟書

1965 年 12 月 9 日近午，侯馬一處建設工地上，參加發掘的中學生在一座豎坑裡取土，碰到一片片帶土的石片，上面隱約有朱書字跡。石片被這個拿一片、那個拿一片，散開了；工地上的考古人員趕到，動員學生交回，60 件石片重新聚到一起。後來知道，這些石片是侯馬盟書誓辭總序的一件重要標本，那個豎坑是一處祭祀坑。遺址在侯馬東周古城組東南約 2.5 公里處；勘探在東西 70 米、南北約 55 米的範圍內，發現長方形豎坑 400 多個。

玉片上的字

發掘從 1965 年 11 月持續到 1966 年 5 月，共清理長方形豎坑 326 個；其中 42 個坑裡，發現寫在玉、石片上的盟書 1500 餘件。坑深淺不一，深的 5.7 米，淺的 0.2 米；坑口大小也不同，最大的長 1.6 米、寬 0.6 米，最小的長 0.4 米、寬 0.28 米。多數坑裡埋一具牲體，牛、馬、羊都有。發掘記錄說，牲體埋葬姿勢或俯或仰或側，無一定律，部分似活體。

每塊玉石片上各書一篇完整文字，最多 98 字，一般 92 字，內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字跡用毛筆書寫，絕大多數朱色，少數黑色，有的字小到 0.4 公分。形體大小也記下來了：最大者長 32 公分、寬 3.8 公分、厚 0.9 公分；小型的一般長約 18 公分、寬不到 2 公分、厚僅 0.2 公分。書法有的纖巧，有的灑脫，不是一個人的筆法。

一份誓，兩個去處

盟誓有一套程序：主盟人召集參盟人，到盟誓地點；由盟誓管理者把內容寫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兩份；平整場地，挖長方形豎坑；殺牛、馬、羊，主盟人執牛耳，歃血為盟，宣讀誓詞；然後把犧牲和一份盟書一起掩埋，給神看，供神監視；另一份藏進國家專門存放盟書的「盟府」，需要時查。盟府裡的盟書一旦丟失，還要到掩埋地點重新發掘出來，這就是「尋盟」。

內容按報導的分類，主要有三類朱書：同姓同宗結盟的「宗盟類」；把自己抵押給某人、發誓永不背叛的「委質類」；發誓不奪取他人人口財產、也聲討宗族兄弟中這種行為的「內室類」。另有少量墨書，是詛咒罪犯受神罰的「詛咒類」和卜筮記錄。可識別的參盟人員 251 人，打擊對象人名 26 個，打擊的敵人最多達到 9 氏 21 家。

左傳裡的那句套話

《左傳》僖公九年記葵丘之盟，齊桓公盟諸侯，辭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一句套話，魯國文本，僖公九年即前 651 年。它能說明春秋盟誓有固定的辭令格式，但不是侯馬那批盟書的原文，兩者只能作體例對照。

據張頷《〈春秋左傳〉盟誓表》統計，《左傳》所見盟誓共 196 次，晉國參與的 57 次。侯馬盟書讓這類套話落到具體的人名、條款與詛咒上：誰跟誰一夥、不許做什麼、違盟者禍及子孫。但兩邊不是同一份文本，不能拿《左傳》替盟書補字句，也不能拿盟書替《左傳》改文。

誰的盟、哪一年

年代有爭議。郭沫若看過朱書標本後認為，這批玉片上的文字是戰國初期、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趙敬侯章時的盟書；張頷、王克林、陶正剛定其年代在晉定公死去的公元前 475 年以後；還有學者判斷為前 424 年趙桓子嘉逐趙獻子浣之事。張守中說，普遍認可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即張頷的考證；報導也點明「起止年代、內容分類以及所反映的晉國歷史仍有爭議」。

1995 年 10 月，侯馬盟書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十大考古發現。1976 年《侯馬盟書》首版，2006 年、2016 年再版；一千餘件盟書中，臨摹發表 656 件，其餘或殘或重。報導說，一部考古報告三版其書，這在山西考古史上絕無僅有。這些是整理與出版的帳，不是出土的帳——出土的帳是 42 個坑、1500 餘件。

能說的與不能說的

邊界列清：用到的材料是新聞特寫，不是發掘報告；年代、批次、主盟人有爭議，不寫死；玉片數量按報導「42 坑、1500 餘件」，不往上加；《左傳》盟辭只作體例對照，不當侯馬盟書原文；郭沫若的斷代寫成「郭沫若認為」，不作定論；盟辭全文沒有讀到釋文，不編。葵丘之盟沒有參盟人數；人數是從侯馬盟書開始的。

所以這篇能給的，是一個能摸到的場面：坑挖好，牲殺好，一份寫好的誓言埋下去給神看，另一份收進盟府給人查；兩千多年後，人們從土裡把埋下的那份挖出來，讀到的是一串名字、幾條禁令和一句「違盟者如何」。而《左傳》裡那句「言歸於好」，只是同一類文書的套話。實物與套話之間的距離，就是這篇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