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标识：后周两次加筑汴京

显德二年（955）四月，后周都城汴京的四面插下了一排标识。诏书要的不是马上动工，而是先「立标识」：「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线画在哪儿，城就长到哪儿；画好之后，才「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新城的头一件事，是在旧城外面立一排记号。

先立标识

诏书把理由说得很平实：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人越来越多；可「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坊市里「邸店有限」，外来的工商络绎不绝，房租「增添不定」，贫乏人户「供办实难」；再加上「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平日多烟火之忧。旧城的格局装不下新来的人，这才是要另筑罗城的缘由。

工期也定得细：等「冬末春初，农务闲时」，才「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土功没完，「即次年修筑」。趁着农闲来，赶着春耕走——城墙是一段一段加上去的。

五万五千，然后是十余万

这道诏之前，后周已经修过一次墙。广顺二年（952）正月，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城」，「率畿内丁夫五万五千，版筑旬日而罢」——五万五千人，十天完事。注意是「修补」：罗城本来就有，这回只是把它修回原样。

显德三年（956）正月才是筑新墙：「发畿内及滑、曹、郑之丁夫十余万，筑新罗城」，并且让曹州节度使韩通「都部署夫役」。《资治通鉴》记同一件事：「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两书的人数都是「十余万」，只是征发地面的写法略有不同。从四月立标识到正月动工，隔了九个月。

一条街留多宽

显德三年六月，墙还在筑，诏书转向街道。世宗说他才从淮上回来，「周览康衢，更思通济」，于是定下宽度：「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已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街宽五十步，两边人家各让出五步，种树、掘井、搭凉棚——国家定路宽，住户在路边得一条能过日子的地。

另一本书从另一头记同一件事。《通鉴》显德二年十一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悉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房子把街挤得连大车都过不去，于是拉直、加宽，最宽到三十步。会要的「五十步」与通鉴的「三十步」出自两书、两个时点，这里并排摆着，不取平均，也不硬说成同一条街。两处写的都是同一种情形：街被房子挤占，再按规划退回来。

七里之外的坟、窑和草市

最硬的一条管的是地，不是墙。诏书说：「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新坟、烧砖瓦的窑、乡间的草市，一律退到标识七里之外；标识以内，先由官府「劈画」，定下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通鉴》还记了一句「又迁坟墓于标外」——已经埋下的坟，也要迁出去。谁出钱迁、迁不起的人家怎么办，两书都没写。

代价世宗自己说了：「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扰了活人，也扰了死人；骂名由他担着，好处留给后人。这是承认这桩工程不讨好，也承认得由皇帝自己来担。《通鉴》把「迁坟墓于标外」和这番话记在一处：先迁坟，后说这番话。

官画格子，民自盖屋

标识以内，官府不替人盖房子。诏书只把地先分好：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的位置定下来，「务了，即任百姓营造」。《通鉴》说得更直白：「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官家画格子，各家自己盖屋——城是按官家的线长的，房子是住户自己起的。

材料没给的，也要说清：没有周长、没有面积、没有户数；没有拆屋占地的数目，没有补偿，没有工钱，也没有总工日。两书只给「十余万」这样的人数和「旬日」「次年」这样的时间，不给修成之后城有多大。城最后什么时候修完，它们也没说——显德二年四月的诏只允许「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此后便没有下文。能说的只有次序：广顺二年修补十日，显德二年立标识，显德三年十余万人筑新墙，还要定街宽、留种树掘井的地方。城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画出来的。